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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很快就了无拘束地聊起来了。
“那时候《自由中国》已经停刊一年多了,我向殷海光谈到两点:第一,雷震搞###,以雷震对国民党的了解,国民党会动手抓人。一动手抓人,《自由中国》就完了。《自由中国》一完,就表示大家几年来所争取到的言论自由,会被国民党收回去,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到《自由中国》的尺度,就不知道了。所以###运动对传播思想而言,是一种连累,就像五四运动连累了新文化运动一样。第二,《自由中国》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的、上层的、纵贯线上的台湾,在知识分子以外、在上层以外、在纵贯线上以外,对乡土台湾、对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得不够。说到这里,我举我亲自调查的‘军中乐园’为例:一个妓女每天被迫接客50次,只分到一点点钱,这叫什么‘人间天堂’?她们这样悲惨的生活,什么主义、什么人统治她们,都一样。如果能够改善她们的生活,即使做了亡国奴,我想她们也心甘情愿。我亲眼看到她们接客50次后老鸨们放鞭炮庆祝的景象,她们的痛苦,你殷海光等高级知识分子可曾知道?听了我的话,殷海光为之动容,他承认他们太不了解乡土台湾,不了解苦难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我的研究主题之一是《中国性史》,我拿出一些春宫画给殷海光看,他说他从没看过这种东西,为什么这些漂亮的女人肯照这些照片?他不明白。我说:‘可能为了救她的母亲,可能为了救她的女儿,可能为了救她的丈夫。但绝不是为了爱国才照这些照片。“国家”对不起这些苦难的人,这些人是宁肯做亡国奴的—只要她们能脱离悲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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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良师殷海光(3)
“碧潭之游后,殷海光跟我建立了新的友谊,这时他在台大已被剥夺了讲学讲演的自由,而我早就没有了这种自由。1964年台大学生陈宏正等邀我到法学院演讲,我去的时候,学校派校警将演讲场所的门锁起来,校长钱思亮控制言论自由有如是者!1965年法学院请李声庭演讲《民主与自由》,讲完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几句话,我们应声而出,极受欢迎,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来胡秋原写信给钱思亮提出25个问题,要殷海光答复,如不答复,就视同‘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应该停止教书。钱思亮怕了,居然朝这一方向迫害殷海光。这一期间,由于我的支援,使他渡过不少难关,我说动萧孟能,高价支援《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写作,不过在我同殷海光的交往中,我觉得我对他最大的帮助,不在帮他研究、帮他印书、帮他生活、帮他在《自由中国》被封杀、台湾大学被停课后渡过许多难关。……我觉得我最大的帮助,是把他送入医院,使他的生命得以延长两年之久。他死后,殷太太写信给林悦恒、罗业宏,私下承认‘李敖救了殷老师一命’,即是指此。‘殷门叛徒’王晓波未叛前写《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后来,殷先生由宏恩医院转往台大医院开刀,台大医院有公保,只要住二等病房就不必另外交费。宏恩医院的费用是李敖付的,因为当时殷先生的学生中只有李敖有钱。’这段话最后一句说得不对,当时殷海光的学生中绝非‘只有李敖有钱’,最有钱的是陈鼓应。陈鼓应继承了他父亲留下的财产和落地的房产,没分给他妹妹陈桃桃,一个人独吃了,他是第一有钱的,可是一毛不拔。张灏、林毓生家境很好,又在美国多年,也都有钱,至少都比我有钱,只是他们光说漂亮的话,不做漂亮的事,这些伪君子、伪殷门弟子,我是最看不起的!”
李敖说:“在义助殷海光的时候,我当时已被官方完全封锁,已经很难靠写作出版维生。我的维生之业,其实是做旧电器买卖。那时候美军顾问团在台北,市面上品质好的冰箱冷气等电器,台湾不能生产,都靠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我和李世君合作,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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