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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族群成見太深，還會影響對歷史的分析，甚而得出偏頗的判斷。即就錢氏&ldo;滿族官僚，日益貪污放肆&rdo;之論而言：不但&ldo;滿族&rdo;一詞的用法不夠準確，揆諸史實，這兩個字竟應從句中刪去，方稱得上實事求是。據《清實錄》與《清史稿》記載可知，乾隆六十年間，貪賄之案幾年年都有發生，確實稱得上&ldo;日益&rdo;&ldo;放肆&rdo;。但是，若對六十年間貪官之民族屬性進行統計，我們將發現，&ldo;滿族官僚&rdo;人數所占比重並沒有大到可以獨享&ldo;貪污放肆&rdo;之名的程度。為便於閱看及控制篇幅計，茲於六十年貪案中擷取按察使（文職正三品）、總兵（武職正二品）以上大吏，以在旗與否劃分為兩大類，編制下表：

旗籍滿洲傅鼐、薩哈諒、喀爾欽、鄂善、鄂彌達、常安、鄂樂順、恆文、保德、阿思哈、鄂寶、和其衷、高恆、普福、良卿、秦璜、阿爾泰、彰寶、富德、高朴、勒爾謹、索諾木策凌、國泰、國棟、富勒渾、福崧、伍拉納

漢軍盧焯、楊廷璋、李侍堯、郝碩

非旗籍俞兆岳、劉於義、趙宏恩、王士任、岳濬、呂守曾、帥念祖、朱荃、莊有恭、楊灝、蔣洲、李因培、方世儁、錢度、王亶望、於易簡、陳輝祖、李封、陳淮、閔鶚元、浦霖

因貪案伏誅或賜自盡者，以加黑字體標示。

據表可知：旗籍貪官計三十一人，非旗籍計二十一人，各占比例約為596和404。若只論滿族，不論旗籍（即剔除漢軍人數），則滿族貪官僅占519，是則滿、漢貪官，半斤八兩，難分軒輊。那麼，&ldo;滿族官僚日益貪污放肆&rdo;的判斷絕不正確，已不待辨。此外，因貪案被處以極刑（斬、絞或賜自盡）者，於旗籍中所占比例為742，於滿族中更高達815，遠較非旗籍之524為多；由此又可以引出另外一個話題，即清帝雖在福利、仕途上優待旗人，然對其中之不肖玩法者，所行處罰往往較非旗籍人士為重。王闓運嘗云：

&ldo;朝廷用法，嚴於滿臣，以為優禮漢人，亦以為不足責也&rdo;；

即是對此清廷&ldo;家法&rdo;的中允評價。旗制改革後，皇帝成為八旗的唯一&ldo;主子&rdo;，一方面，他對旗人具有一份家長般的愛護，一方面，他對其中的害群之馬又極為厭恨，愛深痛切之下，遂出現&ldo;用法嚴於滿臣&rdo;的現象。而在另一方面，清廷對漢人的統治，雖未遽如闓運所言，可稱&ldo;優待&rdo;，然亦非清末革命黨人宣傳所謂&ldo;苛待&rdo;者。孟森云：

&ldo;清自入主中國，謂其為異族戰勝而來則是矣，謂其如何苛待漢族，則較之歷代本族之君主，亦未見專制之加甚。且君無甚昏甚暴之行，若明之正德、天啟諸君，清所未有也。謂私厚於滿洲，則亦與明之私厚於宗室等也。明之橫徵暴斂，未亂之時．有萬曆之礦使、稅使；既亂之後，有萬曆至崇禎之累次加賦。清則以明為鑑，而&l;永不加賦&r;之祖訓，子孫竟能永守之也&rdo;；

他對清代統治的看法，迥異於錢穆。二人俱為史學名家，且俱深有造乎清史，何以鑿枘如此？伯牛不自量力，試作調停。孟森考察清代國民所受待遇，認為與此前的&ldo;本族&rdo;統治相比較，其優劣厚薄並無重大區別。錢穆所注意者，則在於漢族士大夫在清代統治中蒙受了不公平待遇，遠遜於宋、明兩代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風光，用他的話說，就是：

&ldo;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權，仍然說政權該交付與讀書人。這是中國傳統的政治理論，滿洲人也了解，並不曾正式反對這理論。他們只在此理論之下，另用一種法術，把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