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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的，都充满了不平，这使他深感不满而痛苦不堪。他的生命的全部意志便是用手指去按平这个处处凸起的可恶世界。不按平它，决不罢休，他生生死死的惟一追求，就是他所理想的平坦世界。只有在平坦的世界中，他才感到安稳、感到舒服和满足。

这位患者的精神世界多么使人惊愕。显然他完全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是某种思想、某种情绪顽固地盘踞在他的意识中，以致使他那么执著、那么恒定地重复着同一的动作。还有的患者内心感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意向去数一数他所看到的一切，如对窗子、钱包里的钱、街上的行人和电线杆等，都要作毫无必要、毫无意义的顽强计算，精神病学家称这种意向为“计算癖”。从创造心理学观点看，大数学家也经常处在类似状态，例如，十九世纪苏格兰大数学家哈密顿对四元数的运算便怀有一种疯狂的热情。成年累月，他一直处在这种状态而不能自拔。直到十五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感到问题解决了为止。就是说，这种疯狂状态至少纠缠了他十五年之久。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创造精神！没有这种固执性和恒定性，没有这种十几年乃至数十年如一日的创造毅力和乐此不疲、欲罢不能的强烈渴望，就不会有创造发明，人类就不会有进步！当然哈密顿的“变态心理”和按橡皮*的精神病患者的变态心理并不完全相同。哈密顿还能从变态中返回常态，回到现实，而精神病患者却失掉了这种能力。再有，哈密顿的意向是有意义的，而那位患者的意向是无意义的。但两者的心理机制和根源却是相同的。歌德说过：“真理与谬误出自同一来源，这是奇怪的但又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粗暴地对待谬误，因为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就是在粗暴地对待真理。”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对我们理解艺术创作的心理是非常有启发的。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同科学家一样，也是顺从某种顽固而恒定的意向的，几乎每一本艺术家的自传都会向我们披露这种状态。有位作家曾这样表白：“我写文章好像是顺从一种冲动。我常常是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写。写完了就仿佛从一个梦境中醒过来似的，觉得心上的重压去掉了，身子轻松了许多。这时候我的心才感到片刻的安静，但这样的安静并不能持续多久。一篇文章刚送出去，第二篇文章又不得不开始写。好像那个推动我的力量从没有把我放松过。我疲倦，但却不能休息，好几次我忍不住要发出一声叫喊：饶了我吧！然而我并不曾被饶恕过。”转引自《处在“强迫状态”中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载《医学与哲学》1984年第10期。这多么像那位不断按橡皮*的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状态，恐怕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都有过这种亲身体验。作为艺术家，他们注定要一生一世受“苦”，艺术家是“痛苦”的人，他之所以“痛苦”是由于创作；他之所以创作，是由于痛苦。他总被某种强烈的形象和创作欲搅得心神不安，激情难却，可以说他们为形象而生，为形象而死，也就是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当贝多芬发觉自己变成聋子时，他几乎陷于绝望。他后来表白：“我的不至自杀也是间不容发的事了——是艺术就只是艺术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世界。”《贝多芬传》第50页。艺术犹如猎人，艺术家不过是猎物。艺术是胜利者，艺术家总是幸福的失败者，这时候艺术成了内在的策动力，它抓紧艺术家使他成为工具。这是因为艺术家的主动的自觉意识在这时已失去其作用，完全被潜意识所规范。艺术家在创作时，总要忘记自己，他成了他的作品的一个仆人。他们往往是在“病态”中一往情深地追求和寻找自己心灵的归宿。他们根本不是想创作，而是必须创作！

4　不狂而狂，狂而不狂

对上述问题，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般论者都认为，在某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