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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一定的差异。播音员是一个传达的工种，也就是说我们拿到的稿子不是我们自己写的，也不可以任意变更稿子的内容，我们要准确地、鲜明地、生动地把这篇稿件播报出去。但是主持人出现了以后，就有了“自我”，使人耳目一新。我觉得他带有很浓的人性色彩。他让人们能够从节目里感觉到他自己的个性、情感、思维，就更容易在这样一个平台当中跟大家交流，更有一种亲切感。

田歌：也更有一些自由度。

赵忠祥：是。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特点、年龄、经历、爱好……甚至于你的口味，一些细微的元素都可以注入到其中。这是给我们工作的一个宽松度。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不变的情怀：电视广播的这只话筒，是党和人民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得服从一个原则，服从一个任务。

赵忠祥（2）

从最初“草根”状态的高中生，经历了近50年的磨炼，成为现在央视的“首席说官”，无论是播音还是主持，都在赵忠祥的身上留下了职业痕迹。

赵忠祥：在这样一个很有权威性，管理非常严格、非常细化的机关里面工作，我们都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这么多年，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形成了你的生活习惯，形成了你的思维习惯，也几乎成了你生命的一个部分。我无法去设想，这50年我不干这个，会去干什么？我会用非常负责任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会用正确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来约束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从事这个职业，获得的最宝贵的财富。

田歌：播音员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是要求你在一个特别严格的规矩下去工作。有人说选择了一种职业，就选择了一种生存状态。那在生活中，您对自己的规矩是什么？

赵忠祥：我18岁就进入职场了，几十年以后，我把职场的很多规矩和要求，都带到生活里面去了。因此有时候跟人家谈话，其实也不是很正式的一个谈话，可是我不自觉地就拿出播音腔了。你现在让我说北京土话，我就说不出来。刚开始播音的时候，尽管我还很年轻，在很多前辈、长辈的眼里也就是个小孩子。可是因为这个职业的需要，必须把我打扮成一个小大人。那个时候也不大明白该说什么，能说什么，口无遮拦的，是沈大姐慢慢地教导我，指点我。其实我就是磕打出来的。

在赵忠祥的心目中，他前20年所从事的播音工作是一份很严肃，但也带有一定艺术色彩的职业。这份职业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需要不断地去练习，甚至还有近乎“零错误”的苛刻要求。

赵忠祥：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一个字都不许错。但是我坦率地说，我经常出错！不过没出什么大错，就是出个错字、打个结巴……完了以后就得把检讨贴在走廊里，自己路过那儿都觉得脸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光辉起点，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而关于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事件的新闻，就是经由赵忠祥的声音，传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

田歌：就在那段新闻播出之后，我们向全世界宣告，向我们自己宣告，我们要迎来一个新的中国，我们将要过上另外一种生活。您当时在播出的时候，有那种伟大的预感吗？

赵忠祥：用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我觉得很容易粉饰自己。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播音员。今天我值班，就该我播；今天你值班，就该你播，没有大家想得那么严重。我想不仅是我自己，在座的年事稍长的朋友们，乃至很多非常有智慧的人士，他也不可能从1978年的那一天看到2008年的这一天。

田歌：现在，我们的生活比那时候富裕了，物质也越来越充实了。但是当时，赵老师您的生活和居住条件是什么样的？您是国家级的播音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