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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二十年代，後來的許多人心裡形成了一個固定的概念，認為那是一個毫無拘束的自由放任的時代。在這本書里我們會遇到一些人，他們對二十年代的體會是另一樣的。在那時候，大學生們還是一些無黨派人士，他們力爭&ldo;高校自治&rdo;、集會權、反對用政治常識充斥教學大綱。得到的回答就是逮捕。每逢節日(例如一九二四年五一前夕)就大抓一次。一九二五年列寧格勒大學生(約一百來人)因為閱讀《社會主義通報廣，鑽研普列漢諾夫著作，被判了三年的政治隔離(普列漢諾夫本人青年時代在喀山大教堂旁邊做過的那次反政府演說，付出的代價要便宜得多)。一九二五年已經開始把第一批(年輕的)托洛茨基分子投入監獄(兩名天真的紅軍戰士記起了俄國的傳統，著手為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募款也得到了政治隔離)。

不消說，剝削階級也沒有逃脫打擊。對尚存的舊軍官的耗磨工作，在整個二十年代持續不斷地進行著。其中有白軍軍官(在國內戰爭時期沒有犯該槍斃的罪行的);有在兩邊都打過仗的白軍一紅軍軍官，有僅在紅軍中服務過一段時間或者中途有間斷而無證明材料的前沙皇軍官。說&ldo;耗磨&rdo;是因為對他們不是一下子判給刑期了事，他們要經過(也是一種牌陣!)無窮無盡的審查，工作受限制，居住地受限制，抓進去，放出來，又抓進去只是經過了這些步驟他們才一去不返地被送進勞改營。

然而，把軍官們送往群島，問題的解決並沒有告終，而只是開始：因為軍官們的母親、妻子和兒女都在外面。運用絕對正確的社會分析方法，很容易預見到這些人在一家之主被捕後有什麼樣的情緒。這就等於是他們自己逼著當局把他們也關起來。於是，又多冒出了一股水流。

在二十年代，對參加國內戰爭的哥薩克宣布了大赦。許多人從利姆諾斯島返回了庫班，得到了土地。後來他們都被關進了監牢。

所有以前的國家官吏都躲了起來，也必須加以搜捕。他們巧妙地偽裝自己，他們利用當時在共和國里既沒有身份證制度，又沒有統一的勞動手冊，混進了蘇維埃機關。偶爾的失言、偶然被認出、鄰居的告密……不，不是告密，而是戰爭情報，全都幫助了對他們的揭發。(有時純屬偶然的機遇。有一個叫做莫瓦的人，出於對秩序的單純的愛好，在家裡保存了一份過去的司法官員名單。一九二五年偶然在他那裡發現了這份東西統統被抓，統統被槍斃。)

這樣，&ldo;因隱瞞社會出身&rdo;、因&ldo;原社會地位&rdo;的水流便一股一股地流起來了。這類罪名可以做很廣泛的解釋。在被抓之列的有作為社會階層的貴族，有他們的家屬。最後還不甚瞭然地抓過所謂個人貴族，其實就是以前的大學畢業生。一旦抓了，便是有來無回，潑水難收。革命的哨兵是不會有錯的。

(不然，回來的路畢竟還是存在的!這是一些細弱的回流但它們有時能夠穿透石壁。這裡我們略談一下其中第一股。貴族和軍官的妻女中不乏人品出眾、姿色動人的女子。她們之中的一些人得以作為一股小小的對流返回地面。這些人記得，生命只有一次，最可貴的莫過於我們的生命。他們自薦於肅反委員會一國家政治保衛局，願意充當情報員、工作人員或隨便什麼人，被看中者便被接納。這些人是情報員當中最有成效的分子!她們給國家政治保衛局幫了大忙，因為&ldo;過去的人們&rdo;很相信她們。這類人中有最後一位公爵夫人維亞塞姆斯卡啞，她是革命後最著名的&ldo;眼線&rdo;[她的公子在索洛維茨也是一名&ldo;眼線&rdo;〕;有康考爾吉婭&iddot;尼古拉耶夫娜&iddot;約塞一看來是一位具有非凡素質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個軍官，當著她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