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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讀者投身處地替勞改營的統治者想想：在這種條件下還能夠工作嗎?還能夠指望取得什麼成績?

一九六二年，我去西伯利亞時遇到一個旅伴，他是內務部的軍官。他關於一九五四年前一段時期的勞改營的情況是這樣描述的：&ldo;完全的放縱!誰不願意勞動就不去。囚犯們甚至自己出錢買了電視機!&rdo;他對這一個短暫時期的印象是極不愉快的。

因為如果教育員背後沒有皮鞭，沒有強管棚，沒有飢餓等級制，反而作為一個請求者站在囚犯面前、那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但是，這一切似乎還嫌不夠!古拉格群島還受到了所謂&ldo;營區外拘禁&rdo;這個攻城大相的撞擊。按照這個辦法，囚犯可以完全住到營區外面主，可以自己購置房子，也可以安家，工資像自由工人一樣全部發給本人(不再扣除什麼營區費、警衛費、勞改營。行政管理費等等)。這些囚犯和勞改營的關係只限於每隔兩周來報到一次。

這已經是到頭了!……是世界的末日，或者是古拉格群島的末日，或者就是兩者的末日!而司法機關竟把這種&ldo;營區外拘禁&rdo;當作共產主義制度的最人道的、最新的發明來加以稱讚碑

看來，經過這些打擊之後只有解散勞改營這一條路了。那就得毀掉偉大的古拉格群島;毀掉幾十萬&ldo;實際工作者&rdo;及其妻室、兒女和家畜，使他們多年服務的工齡、職稱和勤懇而無可指責的工作統統變得一錢不值!

連這個過程似乎也已經開始了：有一些稱為&ldo;最高蘇維埃委員會&rdo;的，或者簡稱為&ldo;卸包袱委員會&rdo;的人們陸續來到勞改營。這些人一來便&ldo;踢開&rdo;勞改營的領導，在營本部的工棚里直接召開會議，簽發釋放證，而且簽發得那麼隨便和不負責任，就像當年簽發逮捕證一樣。

&ldo;實際工作者&rdo;的各個階層都面臨著覆亡的威脅。必須設法應付這種局面!應該進行鬥爭呀!

在蘇聯，任何重大社會事件都只可能有兩種命運：或者以沉默將其扼殺，或者加以捏造歪曲。我不知道國內有哪一次重大事件曾經逃脫了這兩種命運。

對於古拉格群島的整個存在，也是如此。大部分時間是絕口不議它的，如果有時提到它，那就是謊話連篇。關於建造大運河時期和一九五六年的&ldo;卸包袱委員會&rdo;，也都是這樣。

關於這些&ldo;委員會&rdo;，儘管沒有報紙上的喧囂和客觀需要，我們自己還是在感動之餘把它誇大了。是呀，怎麼能不感動呢?要知道，許多年來我們已經習慣於連辯護律師都對我們進行攻擊了，而現在卻是檢察長在為我們辯護!我們多麼渴望過自由的生活呀，我們覺得在獄外已經開始了某種新的生活，我們從勞改營內的變化中已經看到這一點。就在這個時候，派來一個神奇的、擁有全權偽委員會，它把人們一個個叫去，談話不到十分鐘就立即交給他一張火車票和身份證(某些人還拿到了在莫斯科落戶的證明)!面對這種情景，從我們這極端虛弱的囚犯的胸膛中，從我們經常傷風的嘶啞的喉嚨中，除了讚頌之外，還能夠發出什麼別的聲音呢?

但是假如我們能夠抑制住自己那原為了把破衣爛衫急忙塞進旅行袋而猛烈跳動的心，站得稍微高一點的話，就會很自然地想到：難道史達林的暴行就應該這樣來結束嗎?難道這個委員會的代表們不是應該站到隊伍前面去，摘下帽子，對大家講下面這樣一段話嗎?

&ldo;弟兄們!最高蘇維埃派我們來向你們道歉，請你們原諒。你們沒有犯任何罪過，竟然幾年、幾十年地被關在這裡受折磨，而我們卻在掛著枝型水晶大吊燈的豪華大廳里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