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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在向阳院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那就是忆苦思甜。痛诉万恶的旧社会，地主老财如何残暴地剥削贫下中农。当时我们院长风琴每讲必哭，我也跟着不停地流泪。每每讲到荣儿的爸爸——风琴院长的弟弟——因穷没医眼病，眼睛里爬出许多条长长的蛆虫，挤得整个眼睑都翻了出来，就在这种情况下，还得去给地主放羊、放牛，否则就不给饭吃。荣儿就会将牙咬得咯嘣咯嘣响，举起小拳头发誓：一定要为爸爸报仇，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永远不和地主老财的狗崽子玩。

那时，小朋友的心目中都觉得地主是天底下最可恨的人。每个小孩都知道，天下有一个大地主刘文彩，还吃人奶。周扒皮半夜鸡叫。可我们村的两位地主，我认为，怎么着都没那么可恨。反而比较勤劳。两位地主老老实实的接受贫下中农对他们的再教育，荣儿常常和其他小朋友拿小石子或小土坷垃往正在扫大街或挑牛粪的地主身上扔，嘴里还要说：地主，老财，万恶的旧社会！每每这时，我会阻拦荣儿，荣儿急了会骂我叛国投敌，忘了阶级苦。我就会以武力来治服荣儿。

接下来，我们用了一年时间排练顶碗舞和筷子舞。这两种舞蹈是典型的蒙古舞，应该是每一个蒙古族小姑娘都必须会跳的舞。但跳得好，跳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却非常难。　风琴院长跟队部申请了一百只瓷碗和二十把竹筷子。这可是顶碗舞和筷子舞的重要道具。光是碗我就摔碎了二十多只，才算顶住了，但能达到如无碗的境界还需要更多的碗。一百只碗也架不住我们四个小姑娘练的，这算是比较赔钱的舞蹈了。

编舞的活儿是我的姑表姐斯琴高娃来干。她能歌善舞，后来真成了县歌舞团的一名演员。现在姑表姐斯琴高娃早已移民海外，嫁给了一个二流的作曲家。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到她了。只在大姑家见过她和她那洋鬼子丈夫生的两个小洋鬼子的照片。就连我大姑过世，高娃也没有赶回来，说是又生了小三，没办法回来，这生和死赶到一块了，那生离死别的事好像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据说，风琴院长也已经过世了，只有向阳院里的歌声和舞蹈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虽然那稚嫩的童声已被那沧桑而又颇具磁性的声音湮灭，那轻盈的舞姿也被行色匆匆的都市人的脚步踏碎。但记忆却像树的年轮，无法抹去，而且记忆从不撒谎，真实、鲜活，仿佛就在昨天，那毛毡靴踩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还在那儿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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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子

有一次，我问儿子：你知道什么是虱子吗？儿子回答：电视上见过，非洲雄狮，在北京动物园也见过。看来这一代孩子是不知道虱子为何物的。

我相信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人，恐怕都有长虱子的经历吧！有句俗语叫：穷生虱子，富长癞。人穷缺衣少穿的，没有换洗的衣服，不生虱子才怪呢！虱子这种寄生虫大概自有人类之始就存在了吧。在大讲爱国卫生运动，消灭“四害”：苍蝇、老鼠、蟑螂、蚊子，不包括虱子的口号下，全民展开了爱国卫生运动，我们村也不例外。虱子没被列为“四害”之一，这大概是因为“四害”是传播疫病的媒介，而虱子只不过是寄生在人身上的小不点儿，只关乎痒，不关乎痛，亦不传播疫病。

那时候，村里虽穷，没有太多换洗的衣服，但不缺水，只要勤劳一点，常常洗澡，也不会生虱子。勤劳一点的母亲会将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至少，身上少生虱子或不长虱子，头发上也不生虱子和虮子。就在我小学同学中，有一个孩子叫王景峰，他的妈妈早早就生病去世了。他上边有两个哥哥，其中有一个哥哥是小儿麻痹症，只能在地上爬行。还有两个小妹妹，父亲一个人照顾五个孩子，又当爹又当娘，自然是照顾不好。记得王景峰在我的前座，他好像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