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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是理想，但我们却必须面对现实！就像被绑架的孩子，父母无法不去付赎款是一样的道理。今天不付钱，万一明天害孩子被杀了，做父母的岂是一句『我很后悔』便能挽回？我难道就愿意看那些绑匪们气焰嚣张？我难道就想看他们坐在高高在上、假慈善真抢劫的道德家大办公室里，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而我们却必须向他们摇尾乞怜、向他们屈服、任他们践踏？我也是恨不能揭穿他们的真面目啊！”

“把这件事告诉新闻局嘛！让那些胆敢向你索讨金钱的机构的龌龊真面目公诸于世，这样刚好也可以让新闻局警惕到有人在利用公众机器中饱私囊啊！”

“没用的。社会的舆论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是为了赚钱而没有道德的黑心出版商，专门出版对儿童、青少年有害的书籍。倘若我们现在真的跳出来，那些单位一定会指称是我们恶意造谣，故意想逃避自己应负的刑责，想移转焦点，想要破坏这条『我们此类出版社眼中钉』的福利好法案，只为了能继续吸取青少年的蜜汁，壮大自己的营收。”

“可是、可是……我们还有书做证据啊！只要把《天才小娇妻》拿出来翻阅，自然能知道它被检举为限制级，是件多么无聊的事端了。大众不是瞎子，不会轻易被骗的！”

“自从你的书被检举之后，出版社已经先全面回收了，外头根本看不到这本书。至于你的卖量你也很清楚，那一、两千本在外头流通的，搞不好还有半数以上都被租书店藏到天花板里，不知何年何月能再见天日呢！会买你的书的，会有大学教授吗？我是希望有，可是也不见得能在大海中捞针，找到一个说话有分量的读者出面替你作证吧？”

“我不相信社会的公义会这么容易就消失，只要我们引起这话题，大家一定会注意到这件事，说不定那时候我的书就可以重见天日了。况且，事情闹大，他们的一切都会被放在显微镜下检视，他们也不至于明目张胆地向你索取『回馈』，会规规矩矩地按照程序去审议这本书啊！”

“这些都是『如果』。可是我们在媒体关系上是弱势的一方，像我们这种小出版社的声音，怎么敌得过他们那些与政商媒体都关系良好的街道团体呢？或许有些人会站在我们这边吧，但会是多少？一百、两百？一千、两千？那么他们可能会发动上万、十万、二十万人的声音来压倒我们。”

“……”

“不好意思，梓旻。我们就挑明讲了，那些都是柿子挑软的吃，专往软泥踩下去的人。他们清楚那些成名、出名的作家是不可以碰的，那些长年被媒体捧为当代艺术大师的画作是不可以乱贴标签的，所以他们挑的都是像我这种小出版社，既没有背景，跟媒体之类的也没有什么好关系……假使今天你是台湾的J。K。罗琳，那么就算你要在书里写杀人放火、写肉蒲团，那些人都会大声称赞你的书是青少年必看的优良读物。”

“……不要这样，老板。我真的求求你，不要放弃，这至少有一半的机会，他们不可能掌握全部的席次，出席的学者里面，总有人会说良心话的。”

“或许有吧！但我不能把攸关许多人命运的赌注，全下在一个未知的俄罗斯轮盘上。我终究不是我所想的，一个那么有至高勇气的出版商。在以上百人的家庭生计重担为前提下，我必须、也无奈地是懦弱的。我也要求你，梓旻，原谅我不能站在你身旁，陪你一起战斗；原谅我必须牺牲你作品的尊严，以这种方式取得『保证书』。你若希望明天过后，我们还能在市面上看到庆石出版的书，请你让我这么做吧！”

走着、走着，梓旻回过神时，已经站在一处捷运站旁的小公园里，她坐在那架破旧的秋千上，晃啊晃的，蓦地想到自己不知在何处曾看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都觉得为了公众，而限制一部分的自由是必须的。可是我们都不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