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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克的代表，他们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姚明，然后开始询问。

“嘿，这是个耐克的派对，为什么你穿着双阿迪达斯？”一个耐克的经理问道。

“那是我妈妈能找到的唯一足够大的鞋。”姚明害羞地回答。事实上，这双旧鞋是他妈妈的一个老朋友，中国国家女篮2米03的中锋郑海霞送的。“我们找不到符合尺寸的其他鞋了。”第二天早上，罗兹给比弗顿的同事写了封电子邮件，订了一双18号的篮球鞋。几天后，一个装着为NBA全明星球员阿隆佐·莫宁（Alonzo　Mourning）定做的全新耐克Air球鞋的包裹送了过来。罗兹的同事吉米·秦（Jimmy　Qin）把鞋送到了梅陇基地，在姚明的宿舍亲手交给了他。这是一系列有着看不见的关系的众多礼物中的第一份。

在罗兹看来，姚明的出现就像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在一座拥有一千六百万人口、有着爆炸性经济潜力的城市里，出现了一个2米18、年仅十六岁的篮球天才。几个月前，当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从广东向北转移时，耐克把自己的体育市场部搬到了上海。邓小平为上海解开经济开发的绳结才刚过去五年，可这座城市已经用前所未有的建设热情吸引了全世界。

耐克在上海新的办公地周围，林立的建筑用起重机见证了一股繁荣的景象，在十年时间里，这座城市每十二天就建成一座新的摩天大楼（按照三十层以上来定义），每二十四小时就有一幢高楼（八楼或八楼以上）。这些充满想像力的玻璃幕墙大楼挤走了众多有历史意义的街道弄堂，把居民送到了郊区新建的卫星城。甚至姚明少年时曾经训练过的徐汇区少体校体育馆，也在1996年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三十层的居民楼。但是上海很少有人会对过去表示惋惜，因为这座城市——以及一个国家——正飞速向未来前进，她们的骄傲与命运把“现代”和“发展”，变成了汉语里最受人珍爱的两个词。

当然，那些词汇在耐克的耳朵里不亚于是仙乐。1997年时，公司鲜明、现代的风格已经广为人所接受，一些电视台甚至免费播放耐克的飞人乔丹广告，用这个作为吸引其他广告商的诱饵。然而，球鞋的销售量增长得还是很慢，一些耐克的经理们开始想要推出更多本土明星来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但是，耐克怎么才能在将近半个世纪里都没有一个真正英雄的国家里，凭空造出一个呢？

耐克的第一步是和王治郅以及两位国家队队员——老将组织后卫阿的江和得分手胡卫东签下史无前例的个人赞助合同。这份一年合同根据国际标准来说是很廉价的——差不多一年几千美元和一些实物赞助——但这差不多就使他们的年收入翻了个倍（王治郅收入的增加比例则还要大，因为他新秀赛季的收入只有几百美元）。更重要的是，这份合同在中国体育的盔甲上砸开了一道裂缝，这种个人英雄的地位提升，在很久以来都被视为是不合国家宗旨的。罗兹劝说刘玉民，资金不足的篮球管理层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类似合同作为一种管理手段。“中国的官员们一直在寻找一把管理球员的利器，以此来激励、管理、惩罚和奖励他们，”罗兹说，“我们想让他们明白球鞋和个人合同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工具。”这是不平凡的一步：代表资本主义的耐克一下子成了社会主义体育系统的一部分。

第六章　新一代传教士（7）

1997年早期，耐克推出了一系列以三名中国球员为形象代表的平面和电视广告。名为“本土英雄”的商业活动是为了激发中国人的自豪感而设计，罗兹对这种结合了本土明星和鲜明的美式广告的宣传方式非常自信，认为必定能够在中国民众里赢得共鸣。在王治郅出演的广告里，这个2米16的军人像座山一般把每一个飞向篮筐的球扇飞。画外音响起：“最高的山峰并不都在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