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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预支稿费300　元可以过日子；他有莱尔·萨克森、比尔·斯普拉林和本·沃森等朋友家可以去拜访；在纽约和牛津一样可以修改和打字。

他在莱尔·萨克森的公寓里住了几天；后来自己租了一个房间，可以工作。本·沃森删改《坟墓里的旗帜》时，他修改《喧哗与骚动》。他平时修改已很认真，这部书更是全力以赴。有时朋友们一连几天看不见他的人影。

修改时，专注和深情丝毫不衰。后来说：“我干得太卖力了，甚至怀疑自己会不会把不该写的也写了进去。”这也说明他对出版萌生了希望。虽然如此，他对自己的朋友们仍说没有把握，不想再抱什么希望，免得再失望。他写信给巴玛姑姑说：“这是我读过的书中最糟糕的一本，恐怕再过10 年也不会有人愿意出版。”然而，从他的修改，显然看出他在努力提高小说的可接受性，不一味追求合自己的口味。他增加了斜体字段落，表示时间上的跳越；增加了一些补充说明的段落；把过门和影射点得更清楚。

修改完毕，福克纳在打字稿上注明日期“1928 年10 月于纽约”，然后交给本·沃森。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紧张而满意的劳动。后来他说：“我写《喧哗与骚动》可谓呕心沥血。”起先他很兴奋，对本·沃森说：“朋友，你读读这部稿子，真他妈的（不错）。”但是，他久已知道，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沮丧和死寂、后悔和内疚；第二天“醒来时感觉百无聊赖”。写《喧哗与骚动》不止是一次深入想象王国之旋，也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再要从中走出来，几无可能。他害怕辛苦到达的终点，害怕“切断供应，堵塞源泉”。

也许像普鲁斯特（5）　和里尔克（6）　一样，福克纳知道“大功告成的感激”意味着沉默，也许不止是沉默，还有退稿和惩罚。其后日子里的所作所为也确实给他带来了沉默和惩罚。

朋友们习惯了他的工作方式，因此不注意他是否露面。一天晚上，两个朋友，吉姆·迪瓦恩和雷恩·斯凯尔斯，路过他的住所，发现他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身旁撒满了空酒瓶。他们把这病弱人带回家去，加以护理。这类事到他晚年屡有发生，有时几乎无缘无故，有时由于接到痛苦的任务或者处境不愉快，多半发生在长时间写作以后。《蚊群》中有一个人物说过，人们寻求并找到的“无限幸福……要靠酒精之类的外在媒介”。福克纳的醉乡之旅未必产生如此奇效，但是他显然需要酒精。

小说的结束往往带来世界的末日，世界的末日意味着最后审判；因此他需要并寻求一个缓冲。

他可以重新提笔以后，在迪瓦恩、斯凯尔斯和另一个朋友三人合租的公寓里住了几天，搬出去同一个画家雷恩·克伦普同住，他已过够了孤独的生活。二人同在公寓里工作，都很勤快，一个作画，一个写书。福克纳对《喧哗与骚动》的前途始终感到忐忑不安。好在利弗赖特已同他解约，哈库特布雷斯已宣布要出版《萨托里斯》，他如今有了一个忠实的朋友本·沃森，和一个知音的编辑哈尔·史密斯。

福克纳要出书，要挣钱，便开始写短篇故事。《喧哗与骚动》没完成前，一段也不读给别人听。如今他白天写，晚上便把写下的东西读给朋友们听。

有些故事写战争，有些记他的欧洲之游。有一篇叫作《在我弥留之际》的，重新采用《亚伯拉罕神父》中的材料。两篇日后都很出名，但当时都找不到人出版。

福克纳希望在离开纽约之前能卖掉几篇故事，因此请沃森介绍几个出版商。有几个出版商给他出点子，有一个，《斯克里布纳》杂志的阿尔弗雷·达希尔，说了些鼓励话。福克纳原想留在纽约，等1　月《萨托里斯》出版后再走。但是圣诞节近，钱快花尽，只好改变主意。故事没有人接受，纽约开始使他烦躁；他记下几个人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