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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电视和一干家用电器都有。可以申请房屋补贴,扣去补贴之后的房钱实在是非常的便宜。
房间看上去很干净,摆着几件明显购自Ikea的简易家具。而且合住的女孩子看上去人很不错,胖胖的,在一间商学院读书。我当场就决定这房子我租了。回去跟妈妈一讲,却被好一顿埋怨,地方太远,治安不好,而且是合租。
“还不如就租我这里一间屋子。”她这样说。
“恐怕我出不起房租。”我回答。
妈妈有点生气了。很久才来跟我讲话,“你是不是还在怪妈妈,你小时候离开你。”
“没有。”我看着她,很认真地说,“真的没有。”
“那为什么不肯住在这里,我从前没有为你做什么,现在都可以补上。”
“你怎么没有为我做什么?”我抱住她,脸贴在她的脸上,说,“我眼睛像你,脸型也像你,就为这个,不知道多少人羡慕我。”
她笑起来,然后喃喃的说:“也像你爸爸。”
我说:“对,也像爸爸。”
她没有在坚持,可能懂得了,我不是不想跟她在一起,而是我想要过某种独立的生活。我很想告诉她,林晰跟我说过,我的父母对我的关心,比我认为的要多。我知道这是真的。不过最后我还是没有说出口,因为和林晰在一起的点滴如今显得那么遥远而珍贵,我有点舍不得和人分享,也怕一旦打开回忆阀门,就会停不了关不住。
两天之后,我搬去那个市郊的住宅区。开始看到一个没有乐队,没有舞会,没有歌剧院和香槟酒杯的巴黎,展现在我面前的是真实的,有点残酷,有点丑陋的巴黎。我在心里默默地想,许多年以前,初到这里的林晰看到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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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寓两室一厅一厨一卫。90年代的建筑,设施不差。但位置在巴黎南郊一个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那里聚集了很多非洲裔和阿拉伯裔的移民家庭,街头遍布失学的少年和待业的年轻人。男孩子女孩子们穿着俗艳的衣服,不论年纪多小几乎都吸烟,满嘴脏话和美国电影里学来的切口。超级市场里充斥着廉价商品,相邻的商店里售卖十几二十块钱粗制滥造的衣服,最大的号码一直到58号。坐电车和地铁几乎总能碰到逃票的人。如果有好管闲事的人指出来,他们还是一幅无所谓的样子,说:“Pas de sous。” 我没钱。
管闲事的人追问:“没钱为什么不去工作?”
“找不到工作。”继续无所谓。
“好好读书就能有工作。”
逃票的青年人认真起来,说自己考出了BAC,还有职业教育文凭,但就是没有工作。
车厢里有几个老人,看年纪像是1968年戴高乐时期的叛逆青年,义愤的说,“那你们应该上街游行!”沉默了一阵儿,manifestation,dans la rue这些个词儿开始在人群里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一切看起来的确有那么点落魄的特别。与塞纳河两岸那些古老建筑里的精致生活截然不同。没有穿着笔挺制服的门童,袖口上一溜金色的铜扣,没有铁塔的倒影,没有保证5天盛放花期的玫瑰。不过我还是住了下来。32寸的箱子里,林晰为我画的那幅油画包裹在牛皮纸和一条红色线毯里,占了很大地方。拿出来,打开,挂在卧室的墙上。然后去附近的超级市场买被子枕头日用品。回来的时候赶上一场大雨,天气灰暗清冷,在高架路巨大的水泥穹顶下面等着雨停。晚上,依旧是一夜不停歇的雨,忘记了关窗,电脑摆在靠窗的写字台上淋了透湿。拿去修,说修不好了,最多只能把硬盘里的东西备份出来,一周之后一个移动硬盘交到我手里。
在FNAC买了一台新电脑,看移动硬盘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