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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可能被指控为轻举妄动，而不是违抗军令。不过，我跟普加乔夫的友好关系可能被许多目击者所证实，至少有重大嫌疑。我一路上专意思考即将对我的审讯，周密推敲我应如何回答，终于决定向法官说明真情，认定这个办法最为单纯，也最为牢靠。

到了喀山，我只见一片瓦砾，满目凄凉。街上房屋倒塌，唯有一堆堆烧焦的木头，其间矗立着熏得乌黑的。没有屋顶也没有门窗的一堵堵光秃秃的残垣。这便是普加乔夫的遗迹！我被带进大火后的城中幸存的要塞里。骠骑兵把我交给一个值班的军官。他命令叫来铁匠，给我钉上脚镣，钉得死紧。然后我被关进牢房，那是一个又小又黑的单间，只有光秃秃的四堵墙壁和一扇带有铁栏杆的小窗。

起初这种待遇不是好兆头。不过，我倒没有失去勇气和希望。我采用了凡是悲愤之人聊以自慰的办法，平生第一回饱尝了从自己纯洁而又破碎的心灵中宣泄的祈祷的滋味，我静心气和地睡去，毫不思虑将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牢房看守叫醒了我，对我说，今日就要提审我。两个士兵押送我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到了司令办公室，在前堂停下，然后让我一个人进去。

我走进一间相当宽敞的厅堂。文件堆满桌，桌旁坐了两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将军，神情严肃冷峻，还有一个年轻的近卫军上尉，约莫二十六岁，外表很逗人喜欢，举止随便活泼。窗前另一张桌子边坐着一名书记，耳朵上夹了一管鹅毛笔，正伏在纸上，准备记录我的口供。审讯开始。书记问了我姓名和军衔。将军问我是不是安德列。彼得洛维奇的儿子。我回答了，他严厉地斥责道：”真可惜！这么一位令人尊敬的人居然有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我平静地回答，不论压在我身上的指控有多重，我自信清白，相信会弄清真相从而洗刷自己。他不高兴我的镇定自若。”年轻人，你倒是伶牙俐齿呀！“他皱起眉头对我说，”不过，我们倒也见识过了。“

这时年轻人问我：何时由于何种原因我为普加乔夫效忠？接受他什么指令？干过什么勾当？

我愤愤然回答：我是军官和贵族，决不会为普加乔夫效忠，也不会接受他任何指令。

”这么说，“我的审判官反问，”为什么匪首唯独赦免了你这一位贵族军官，而同时，你的同事们却全部惨遭杀害呢？为什么你这个贵族兼军官却偏偏与叛匪们一道饮酒作乐，接受匪首的礼物。皮大衣。马匹和半个卢布的银币呢？怎么会产生这么稀奇古怪的友谊呢？这种友谊，如果不是因为你变节了，或者，至少因为你是个可鄙的软骨头，那么，怎么解释呢？“

近卫军军官的话深深凌辱了我，我激愤地为自己辩护。我叙述了我是怎样在风雪大作的草原上认识普加乔夫的；在白山炮台攻陷以后他怎样认出了我而且赦免了我。我说，不错，冒充的皇帝所赠的皮大衣和马匹，我毫无内疚地接受了。可是，我保卫了白山炮台，直到最后的关头。最后，我提出我的将军，在奥伦堡被围困时我的忠诚他可以证明。

严峻的老头伸手从桌上拿过一封拆开的信，然后厉声读道：

”大人询问有关准尉格里尼约夫之行为，据传此人曾参与此次叛乱，与匪首勾结的事实，实为军法所不容，与誓言相悖逆。今特据实答复如下：查该准尉格里尼约夫自去岁即１７７３年１２月至今年４月１６日于奥伦堡服役，自此２月１６日彼离城后即未归来。现据投诚之匪众传称，该准尉曾于普加乔夫之村寨内被勾留，并与匪首同车前往彼曾服役于其间之白山炮台，至于论及彼之行为，我可以……“念到这儿他不念了，对我严厉地说：”现在你还有什么可以抵赖？“

我原本想象刚才那样继续为自己辩护，真诚坦率地象说明其他事情一样说明我跟玛利亚。伊凡诺夫娜的关系。但我突然感到恶心。我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