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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一樣，面對的是德國人的此種估計，還有折磨人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限度問題。假定‐‐一個未經證實的假定‐‐和平總是能以這樣或那樣的代價購得的話，為了保持和平，所應準備付出的代價的限度（如果還有限度的話）又應如何規定？為了避免戰爭的野蠻罪惡，他們是否應該準備犧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犧牲領土，而只有到了要將鄰居送入狼口之際，才加以限制呢？此種行為的準則固然有著威爾遜式的高風，但也是空前的堂吉訶德式的。或者，他們‐‐即使是其中簽署和批准國聯盟約的那些人‐‐是否應該遵守眾所公認的現代西方國際政治的馬基雅弗里箴言：不論約束個人的道德法規是什麼，一個主權國家無論如何總不是它的兄弟國家的守護人？

象坎寧那樣，恢復&ldo;各國自顧自而讓上帝照顧我們大家&rdo;那種良好的老規矩豈不愜意。然而這句好聽話不也正是&ldo;魔鬼抓最後落伍者&rdo;的國會辭令麼？而且，如果這個魔鬼被這樣玩世不恭地請來，發現了那最後一名孤立無援的落伍者可以作為他的捕食物，難道他就不會惡作劇地照樣再抓那個倒數第二名嗎？用具體的現代語來說，設若聯合王國乖乖地靠邊站，看著它的大陸歐洲鄰 35 邦‐‐以及它們的海外領地和附屬國‐‐走上中國和衣索比亞的道路，這時它才發現，那些侵略國家已經有了新的優越的戰略地位，因而已經有了扼殺大英國協本土的手段，那時不是已經太晚了嗎？當一個人決定犧牲自己的重大利益，而不願為了保衛這些利益而放棄那種不是他所習慣的利他主義時，現實主義依然是現實主義呢，還是現實主義已經躲躲閃閃地變成了迂腐的自殺方式？佛羅倫斯的大師會對這個心理學和倫理學上的非常微妙的道理作出什麼樣的裁定呢？

1939年3月15日前夕，聯合王國的人民在對外政策問題上陷入了又深 又嚴重的分裂。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滿洲的行動打進了第一個楔子以1

來，此種全國性的分裂一直在逐步擴大。爭吵並不限於政治，還涉及到道德觀。自1898‐1902年南非戰爭時發生了&ldo;親布爾人&rdo;和&ldo;帝國主義者&rdo;之間的爭吵以來，在聯合王國的國內生活中還沒有任何事件可與這一次的爭吵相比擬。在南非戰爭時的爭吵中，也和這次一樣，一派自以為是地指責對方在政治上是愚蠢，在道德上也是卑鄙，而蒙受此種刻毒誹謗的另一方，憤怨之餘，在自己內心裡卻未能十分瞭然地感覺到這種醜惡的指控純屬無稽之談。然而，1939年和1899年相比，在指控的內容上卻有一個令人感到辛辣的不同之處，這使人對世事可以看得更明白。1899年的帝國主義者發動戰爭的理由是非正義的，因而蒙受恥辱，腥他們卻反唇相譏，嘲笑親布爾人的非難者是不愛國的和平主義者，而1939年的綏靖者正是那些帝國主義者的不折不扣的後嗣，卻為著不願興正義之師而蒙受恥辱。他們也同樣反唇相譏，罵鼓吹集體安全者為好鬥的戰爭販子。

在1939年的這次分裂中，雙方都有著未解決的矛盾和同床異夢者。在原來是威爾遜陣營的一方，仍然有不少人‐‐也許是大多數人‐‐甚至連自己的思想也還弄不大清楚，雖然自1931年以來他們就面臨這個問題。他們自己也講不出，他們究竟首先是國聯的擁護者呢，或首先還是和平主義者。在這方面，只有一小部分人迄今才表現了清醒有力的頭腦，他們或者為推行集體安全運動而把他們的和平主義連根拔出並予以屏棄，或則為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