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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從形式上看，蘇聯用於軍事的支出不超過它可動用資源的十一分之一。但是，那六個國家投資花費用於建設兵工廠和要塞就作為軍事開支，卻不能斷定蘇聯是否也這樣做。鑑於蘇聯用於投資的支出水平高得反常，至少有一種可能性是，其中有些是潛在的軍事支出。例如，建設中的拖拉機製造廠可能設計為稍作調整便可生產坦克的工廠。

不過，蘇聯與日本、德國和義大利相同之處是，在可動用的產品淨值中公民個人消費所占份額要比美國、法國和聯合王國的同類份額低得多。這種消費的低水平與軍事支出和投資支出的高水平是完全一致的。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由政府機構收購的物資和勞務在蘇聯、德國和義大利都高，而令人感到驚訝的是，最初在美國也是如此。不過在美國這反映了為克服1938年的不景氣所作的努力，而在德國則主要反映了以政府基金來維持和供應龐大政黨和半軍事組織所付出的代價。確實，德國用在這一項目上的高份額暴露出它的特有的軍事努力還沒有達到最適合的程度。也就是說，政府當局在 1938年仍舊對實際資源提出過高的要求，因而不能達到可能的最大限度的軍事成就。

此外，在蘇聯集體主義社會裡公共支出之所以高，簡單的原因是大量勞務是由國家直接提供給公民消費者的。德國部分地也是如此，有些公民能夠從國家發起的&ldo;歡樂產生力量&rdo;組織直接受益。可以假定，上述國家提供的對公民消費的補充，將能大量地提高蘇聯的和稍微提高德國的那種極其低下的消費水平；但是看來不太可能的是，這兩個國家會提高到稍稍接近西方三個民主國家中任何一國的普遍水平。

德國同日本和義大利一樣，將它可動用的資源投入加強戰備工作要比民主國家多，對這一點不能有絲毫懷疑。不過，說由於德國在1938年的軍事努力巨大，留給消費用的資源就小，這是一回事；說在一個時期內不斷增加軍事方面的努力，只有通過逐漸降低人民的生活水準才458能實現，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仔細的調查表明，雖然軍事支出占可動用產品淨值由1929年的不到百分之二上升到1938年的百分之十六以上，但是在此期間德國的累積實際消費略有增加，按人口平均的實際消費水平在1938年只是略低於1929年。實際投資淨額也沒有改變。因此，德國軍事力量有了巨大增長的同時，政府當局收購物資和勞務也同樣增長，這不是公民實際消費水平下降的結果；相反，這是德國從1929年到1938年實際國民生產或實際國民收入淨值增長了約百分之二十的結果。德國實際國民生產的增長，同它製造業產量的增長是十分一致的（參閱第432頁表3），首先是它執行各項經濟和貿易政策的結果，這些政策保證在三十年代後期達到和保持充分利用它的各項資源。

第五節 經濟和商業政策 （一）國內地位

很明顯，經濟實力同軍事實力之間有些聯繫。從1929年以來產量一直上升的，並在1938年還保持著高水平產量的四個國家，也就是把它們可利用資源中幾乎是最大部分用於戰爭或備戰的國家。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並由於大蕭條的緣故，這四個國家都採取極權主義的政府形式，它們一直能使它們的經濟穩定程度保持比三個西方民主國家中的任何一個都要高，這一點已經變得可痛地明顯起來。確實，蕭條以後法國從來沒有、美國只有一次達到過兩國在1929年曾經達到過的生產水平和繁榮程度；而兩國象聯合王國一樣，1938年又一次陷入新的衰退之中。

如果經濟成績是實力的檢驗，那末怎樣才能解釋極權主義國家的經濟實力和民主國家的明顯虛弱呢？極權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制度，意味著把一個政黨的意志和目標強加於整個社會。不論鼓舞著蘇聯共產黨、義大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