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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政權一開始，中央、州、地方當局的公共支出就大大增加。從1932年的一百四十億馬克增加到1938年的約四百億馬克，1938年幾乎高達1929年的兩倍。公共支出的赤字從1933年的百分之四增加到1935年的約百分之二十二，以後兩年有所下降，在1938年超過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五。在上述赤字全靠信貸資助的限度內，有效需求繼續增長。由於這筆支出而刺激起來的經濟復甦，以投資景氣的形式出現，在德國是史無前例的。截至1938年底的六年間，累計公私投資總額（折算成貨幣相當於七百三十二億馬克）超過截至1929年底的詳見下文，第504頁附錄iv，a。六年間（折算成貨幣為六百七十七億馬克）近六十億：但是，考慮到價格變化，實際增長約為百分之二十九。此外，雖然政府投資（此項投資決定復甦的速度）1938年與1929年相比增加了一倍，私人投資也達到了1928年的水平，超過1929年百分之十。更有啟發性的是，投資景氣首先是和建設和建築業的巨大擴展有關的。公共建設（即建築黨部大樓、體育場、道路、運河、機場和要塞），從1929年到1938年實際上幾乎增加了三倍，而私人建設，住宅和工業建築都計入，1938年達到了同1929年一樣的高度。

極權國家的試驗真正令人震驚的特點在於企業能夠對政府的巨大支出加以配合。極權國家是怎樣搞掉健全財政這個神話呢？這個神話是在民主國家裡企業主用來阻止政府，使它不能用公共支出來抵銷信任危機的。因為在美國，從1933年到1938年的政府支出僅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在德國卻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上述六年間在美國百為之十一的支出是靠赤字資助，在德國約為百分之十九。如果說美國和法國的政府開支動搖了企業家的信任，為什麼極權國家政府的赤字開支沒有在國內企業界引起同樣的敵視態度呢？這有許多原因。

首先，企業界對政府支出的種種反對都被壓倒了，因為政府機器，包括各&ldo;自治集團&rdo;（農業、工業、勞工和文化的），是在工業巨頭和極權政黨的頭子們的夥伴關係的直478詳見下文第506頁附錄iv，b。接控制下的。這些頭頭之間是存在著摩擦和猜忌的，但是任何一方如果不與另一方勾結，都不能行動起來。工商界團體及其地區和職能性組織得到有意識的發展，以便在工業領域中能夠保證政治優於經濟，保證團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不過事實上，由擁有最高產量或銷售量的公司所領導的各卡特爾，比工商界團體及其附屬各組織要重要得多，儘管在公眾的眼裡並非如此。確實，就象德國報界消息最靈通的機構在過去所經常抱怨的，&ldo;實際上，各個集團和卡特爾人員的公開身份導致了使用工商界團體的影響和權力（這不應該控制市場），有便於加強各卡特爾的私下的權力&rdo;。因而極權組織的機構模式恰巧是這樣安排的，它使得大企業在國內起到相當大的影響，這就有助於減少企業界對政府開支的反對。在民主制度下，如果一個政府擁有工業界的支持而執政，企業家仍然保持對政府支出的種種反對，因為他們不知道下屆政府會怎麼樣。而在極權主義下，不會有什麼下屆政府。

此外，在政府支出的目的不損害私營經濟部門利潤的情況下，企業家就不反對政府支出。諸如道路、黨部大樓、體育場等規模宏偉、嶄新的投資項目，都是從一開始就由政府支出，完全是私營企業&ldo;通常&rdo;投資計劃的範圍之外的。因此德國的工業家為自身利益歡迎上述公共工程項目，而這些工程又衍生出對許多工業部門特別是鋼鐵工業的好處。日本工業家對公用事業的發展感到高興，這是成功地促進工業化的一個基本條件，義大利的工業家也歡迎政府當局執行的土地開墾方案。只要存在未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