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2頁(第1/2 页)
460 但是在三十年代,所有這些大國的經濟和商業政策與它們相對的實力地位或者相對的虛弱地位有什麼關係呢?
蘇聯的情況十分獨特。政府服從共產黨的最高權威,承擔蘇聯經濟命運的全部責任。政府把原來的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作為主要目標,通過各種機構,逐個工業部門地安排生產計劃,按照可利用的資源情況事先決定用於消費和用於建立它的工業設備的數量。計劃一旦決定,一切手段都用來保證計劃的執行。如同史達林在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上所說的:
固然,它們(也就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那裡也有某種類似計劃的東西。但這是一種臆測的計劃,想當然的計劃,這種計劃對誰也沒有約束力,根據這種計劃是不能指導全國經濟的。我們這裡就不同了。我們的計劃不是臆測的計劃,不是想當然的計劃,而是指令性的計劃,這種計劃各管理部門必須執行,這種計劃決定我國經濟在全國範圍內將來發展的進程。你看這裡是含有原則性的差別的。
這樣一種計劃經濟能夠消除劇烈的起伏不定,而迄今為止,這在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世界是有目共睹的;當然,即使在蘇聯,有些因素也難以預見到(例如,氣候、收穫、人的愚蠢),因而必然會使考慮得最周到的計劃也出現脫節現象。的確,蘇聯計劃工作人員‐‐計劃應當生產的品種及其規模‐‐在判斷中的任何錯誤,都可能造成福利方面的損失;這樣的損失比之私人企業中進行反覆試驗的代價要大得多。實際上,在計劃工業化過程中究竟犯下了什麼代價高昂的錯誤,將永無人知。不過無法說明,在蘇聯的計劃經濟中,為什麼卻出於缺乏有效需引自貝科夫:《蘇聯經濟制度的發展》,第424頁。求而存在不景氣和失業現象。
國外需求的起伏也不能大幅度地影響蘇聯的內部穩定,因為在1937年出口貨物還不到國民生產淨值的百分之一。在執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製造業生產增加了兩倍以上(見上文,原著第432頁表3),直到1931年止,這一增長伴隨著進口物品的顯著增長。其後,由於在這個大陸規模的國家可找到的多種潛在資源的情況有了進展,進口貨品下降了。蘇聯政府積極奉行代替進口品的政策取得了成功,這表現在從1929年到1937年之間461進口貨物降低了百分之四十七,還表現在蘇聯自稱是解決製造合成橡膠所涉及的實際問題的第一個國家。這一十分顯著的朝向自給自足趨勢,部分地是為政治權力和戰略的考慮所激勵的(因為決不能讓俄國公眾忘記他們處於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之中)。這一趨勢意味著靠出口來支付進口的迫切需要已經結束。而且由於蘇聯政府完全壟斷了對外貿易,蘇聯的商業政策(通過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和進出口特許制度)保證國內生產計劃不會遭受外部影響的危害。
通過定價,生產計劃便轉化為財政計劃。國營貿易公司就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商品與國營工廠或托拉斯簽訂交貨合同,商品的價格不由工廠而由計劃當局決定。由於計劃價格的確定是根據包括工資在內的估算的生產成本,金融當局必須把資助生產計劃所需的全部貸款交付託拉斯支配。因此,上述貸款安排原則上完全依生產計劃而定,而國家銀行不可能通過它們的信貸政策造成實際需求、產量或就業方面的變化。
蘇聯財政或預算政策的職能是當心財務交易不致打亂經濟計劃。為了獲得對巨大投資和工業化計劃提供資金的手段,蘇聯當局幾乎完全依靠單一的間接稅,即營業稅。這種稅是這樣設計的,它要在對消費品的需求(決定於工資收入)同消費品的供應(由生產計劃安排)之間建立平衡。商品出售的零售價格超過出廠價格的部分就是這部分計劃當局決定加速工業化的程度(即決定投資率的增加幅度),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