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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1939年3月15日大國之間爭論的情況。那時由於西方政策的愚蠢，德國政策的專橫無理和反覆無常，俄國政策的不可測知，力量均勢顯得是極不固定的。大國528關係陷入等邊三角形之中；而且不同的觀察家可以使他們各自相信，通過西方國家同俄國結盟來包圍德國，或是由俄國同德國結盟來壓倒西方國家，或是由西方國家同法西斯國家結盟來反對俄國的利益，都是天命所歸。上述聯合中的每一種在歷史上都有先例，所以德國人能指出法蘇條約和作為國際聯盟成員的俄國政策；西方國家能指出德蘇聯盟源於拉巴洛條約；俄國人能指出《我的奮鬥》的綱領，慕尼黑會議，四國公約，1918至1920年協約國對俄國的干涉，以及協約國根據1918年停戰條約利用德國軍隊防止布爾什維克入侵波羅的海國家。上述的每一個聯合都各有其從利害關係出發的論據。其中的兩個聯合不出三年就戲劇性地實現了。

第三個聯合‐‐西方國家可能犧牲俄國來同軸心國結盟‐‐從來不曾象另兩個聯合那樣真實，因為這個聯合主要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對力量均勢的任何計算中，都有兩個決定性因素。首先是軸心國正在領先。只有軸心國是擴張主義而又有侵略性的；西方國家和俄國一樣都採取守勢。對於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共同目的，連最極端的蘇聯說法也承認非侵略性民主國家同法西斯國家之間的區別。以李維諾夫在日內瓦和以邁斯基在倫敦為代表的蘇聯官方政策，五年來所根據的正是假定蘇聯和非侵略性民主國家在維護和平的事業中具有共同利益。相反地，對俄國政策最具敵意的西方解釋是看到了共產主義擴張的危險和鼓動國外的騷亂，而不是俄國529的領土擴張。確實，當時那些最害怕作為革命國家的俄國的人幾乎有意誇大它的軍事弱點。這在當時是他們特有的錯誤。

其次，1939年3月15日大國之間的主要利害衝突是西方國家和軸心國之間的衝突。德國奪取捷克斯洛伐克首先是法國的一大失敗，因為從 1919年以來正是法國而不是俄國在東歐占有優勢。這種情況使得法國的大國地位而不是俄國的大國地位立即處於危險狀態。西方國家或軸心國為一方，同俄國為另一方兩者之間的利害衝突還是潛在的。德國同俄國之間的衝突就現有形勢看只差一步，而西方國家同俄國之間的衝突則還差好幾步。如果軸心國同西方國家之間的是主要衝突，那麼俄國作為第三方就掌握了勢力的均衡。從1938年9月到1939年8月，世界政治的中心問題是，俄國將走哪條路，因此在德國奪取布拉格之後的六個月里英俄談判成為閱貝洛夫，ii．304‐305）。西方各國政府比它們本國人民更清楚地置到俄國潛在的擴張傾向，正是因此才導致 1939 年夏季西方國家同俄國未能就一旦發生德國侵略對俄國毗鄰國家進行援助事達成協議。

見上文，原著第276‐277頁。邱吉爾以他關於力量均勢的的見認識到，慕尼黑以後英國也作為一個大國的地位岌岌可危。&ldo;依我之見，我們必須表決的問題就是：我們要作出進一步的最大努力來保持大國的地位呢，還是我們往下滑到一個似乎比較容易、舒適、不太費力、少受干擾的道路上去，同時承受這一決定所包含的各種巨大犧牲呢？&rdo;在下院的講話，1938年11月17日（下院辯論，第5輯，第341卷，第1145欄）。參閱1938年10月5日他在慕尼黑辯論中的講話：&ldo;……在這樣一個時刻，不論誰當大臣，只有聯合努力才能使我們安全。此際，如果本國在這個外交政策的致命問題上竟然分裂為二，那麼，對於我們作為一個強國而生存下來的最後機會來說，沒有什麼比這個更為致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