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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少年”太宰治及其文学的心理轨迹（译者序）（1）

太宰治的小说第一次进入中国大陆读者的视野，大约是在1981年。张嘉林先生翻译的《斜阳》出现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太宰文学热。尽管它似乎被淹没在了罩着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的川端文学的翻译热浪里，以至于很长时期再也没有太宰治文学的中译本出现，但却悄无声息地形成了一股虽不张扬但却持续涌动的“暗流”，造就了一批痴迷得近于“狂热信徒”的读者群体。与川端文学和后来的大江文学不同，太宰文学不是以轰轰烈烈的方式，而是以更加个体和隐秘的、甚至是“同谋犯”的方式闯入读者心中某一片或许是被刻意掩饰的角隅，搅动了人们内心深处最柔弱而又最执拗的乡愁。

太宰文学被誉为永恒的“青春文学”，被年轻的少年们（包括心理状态上的少年们）视为神明一般地尊奉，其中漂漾着的“清澄的感受性”和绝不妥协的纯粹性堪称世界上青春文学的最好范本。与此同时，太宰文学又被誉为“弱者的文学”，正如他在《蓄犬谈》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艺术家本来就应该是弱者的伙伴——弱者的朋友。在艺术家来说，这就是出发点，就是最高的目的。”太宰治似乎是把懦弱作为一种出发点，甚至是一种武器，以退为进地向所谓的“强者”、向伪善的人生和社会公开宣战，从而彰显出一种别样的强大、别样的高贵和骄傲的激情。

太宰治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拥有大量可以炒作的题材。他出身豪门，一生立志文学，师从井伏鳟二等小说名家；大学时代曾积极投身左翼运动，却中途脱逃；生活放荡不羁，却热心于阅读《圣经》；五度自杀，四度为殉情未遂，39岁时与最后一位情人投水自尽。以至于他说“我过的是一种充满耻辱的生活”（《人间失格》），“我生来就对不起你们”（《二十世纪旗手》），但与此同时，“上帝选民的不安与恍惚俱存于吾身”（《叶》）。而这些格言式的短语恰好成了太宰治人生和文学的最好注脚，也从某个角度勾勒出了他一生的心理轨迹。

太宰治于1906年6月19日出生在日本青森县北津郡金木町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是一个多额纳税的贵族院议院。尽管津岛（太宰治的本姓）一家是津轻这个穷乡僻壤上远近闻名的豪门望族，但却是依靠投机买卖和高利贷而发家致富的暴发户。因此，“我的老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家谱”，“实在是一个俗气的、普通的乡巴佬大地主”（《苦恼的年鉴》）。这样一个豪华而粗鄙的家庭使太宰治滋生了一种“名门意识”，同时又使他终生对那种真正的贵族抱有执著的憧憬（这在《斜阳》中表现得尤其充分）。因此，他的一生一直在留恋、依赖这个家庭和背叛、批判这个家庭的矛盾中挣扎搏斗，以追求近代个人的自我价值。不难看出，太宰治作为津岛家的公子，为这个家庭感受到了自卑和自豪的矛盾，而这双重情感的分裂与太宰治一生的极度荣誉感和自我欠缺感的性格基调乃是一脉相承的。

从小在周围和学校受到的不同于一般人的优厚待遇和自幼的聪颖敏感以及“名门意识”，使他感到自己是不同于他人的特殊人种。这种极度的自尊和优越感发展为一种极度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导致了他所谓的“选民意识”。而过分的自矜又导致了他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敏锐的感受性，并必然在粗糙的现实中动辄受伤。在冷漠的家庭中，他近乎早熟地解构着他人的面目和人类的本性，从少年时代起就反复经历了对荣誉的热烈憧憬和悲惨的失败，进而对人性的绝望。正是这种极度的自尊心和容易受伤的感受性构成了太宰治一生的性格基调。它不难演变成一种对绝对的渴求，对至善至美的最高理想的执著憧憬，容不得半点瑕疵的洁癖。这种对绝对的追求因为缺乏现实的根基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