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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领导早就表态说支持我厂改革，允许我厂做改革试验田。我们清楚知道，这不过是县领导的态度而已。实际上，金箔厂现在的工作更加艰难，受到的方方面面压力更加大，有的人动不动用“金箔厂与县委、县政府对着干”的帽子扣我们，用“何大福目中无人，骄傲自满，现在可不得了”的棍子打我们，搞得我们无所适从，县劳动局宁劳政字（　91　）64号和（　92　）45号文就是一个典型的扣帽子、打棍子例证。作为一个政府部门，与企业发生的各种问题，有什么不能协商与交换意见呢？为什么非要用背后打报告形式呢？请问：我们厂今年产值可能突破亿元关，税收要超历史，究竟是不是与县委、县政府对着干？

何大福公开与县劳动部门对抗、叫板，引起了一片哗然，反对声铺天盖地，内部一些人“匿名信”到处发；外部的人有权力支持金箔厂这样干的，认为改革了，企业应当有这个自主权；也有人到处责问：“金箔厂这样胡乱瞎来，县里到底管不管？”

劳动局提出不敢管了，有人提出到纪委，纪委回答说：“我们的任务是查贪污违纪，这方面上面还没有什么特别指示精神。”有人提出到检察院，检查院回答道：“企业内部分配，只要是公开的，经过职代会通过的，都不作为经济案件立案查处。”

就这样，金箔厂的分配办法，在当地成了“糊涂的分配”。领导讲话，何大福不听。领导想下掉何大福，又怕金箔厂搞垮下来难收拾。就这样，“糊里糊涂”一直干到国家对企业整个分配的放开，干到“年薪制”的出台。

让企业家“�”起来（1）

悬崖上生长着一颗小树，被一块巨石压在下面。多少年了，小树弯弯曲曲，成长很慢。

有一天，这块巨石被移走了，这颗小树直接承受阳光雨露，开始茁壮成长。

很多人喜欢这样讲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事物的成长故事。

改革开放了，何大福拼着命七砸八砸，硬是把套在金箔厂头上的种种枷锁给砸开了，金箔厂从此焕发出勃勃生机。各车间通过“划小核算单位，经济责任承包”，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打箔车间实行四个龙头竞赛，你追我赶。黄金消耗以往每万张200克左右，现在每万张只有180克了，得到黄金节约奖，何大福一次发给他们两万多元，而且是直接发到员工手上，每人获得几百上千元。这对当时每月工资不到一百元的工人来说，真是很大的数字了。打箔的增产奖也是可观的，过去每个班一天产量只有一万多张，现在几乎翻了一番，超产奖也是每人好几十、上百块。还有安全奖、革新奖、超利奖，也都是当月兑现。特别是车间负责人、领导有方者，“月月联利计奖，季度预兑，年底结算”，同时“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打箔车间主任武亮，一年收入十几万，是何大福的二十多倍，这在当时的金东县一带放了“卫星”。何大福由此成了金东县有名的“何大胆”。有人由于当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一下子拿这么多钱，没有准备，只好用一个麻袋样的蛇皮塑料袋装钱拎了回家，后来外界传言“金箔厂承包人用麻袋装钱，不得了”！

外界还有人据此猜测说：“金箔厂车间承包人都拿十几万一年了，何大福肯定发死了！”

实际上，外界是以讹传讹了。金箔厂全面推行“经济责任承包制”和“联利计奖”工资奖金分配制度，只是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而工业局主管部门对金箔厂还没有任何说法和做法。因此，何大福只能发给下面，而他没有权力为自己制定什么分配制度。他的年收入才四千元不到。

虽然当时“改革”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是对于企业负责人年收入这个敏感课题，谁也不肯迈出第一步。何大福胆子再大，也只能为部下创造“发展”空间，他自己不敢“轻举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