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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恶的装模作样”、“最大的复杂化”。“装模作样”一词用得恰如其分。在使馆专员凯鲁莱看来，“计策实属无礼，不愧为中国式外交，奸诈得过分，未免稚气了”。

和谈破裂第二天，巴夏礼对中方的诚信提出质疑。在英法联军看来，中国人缺乏真诚，肯定无疑。

第十一章　天津议和（4）

然而，英方却有一个声音站出来维护清朝钦差大臣。随军医疗队队长芮尼1864年发表远征纪行一书，竭力为中方诚意辩护。他首先问道，桂良和恒祺拖到最后时刻才宣布他们来天津谈判不拥有全权，是否表明他们不诚恳或缺乏诚意。他解释说，两位钦差大臣是来商谈《天津条约》批准事宜，却出其不意地碰到英法盟国提出新的要求，于是他们觉得无权听从。他认为，他们不能超越使命授权，只准备在基本点上让步，甚至同意天津对西方通商开放。但是，他们拒绝赔款以及等候期间军事占据某些港口，拒绝英法使节由联军仪仗队跟随进入北京。

另一位看来较为尊重历史真实的观察家西班牙全权公使玛斯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解释说，英法联军关于桂良玩弄“狡诈”手法以争取时间的说法是错误的。后来从圆明园找到的一封皇帝手书朱谕，责备怒斥桂良接受丧权辱国的赔款条件，并答应英法联军各派一千士兵到北京出席条约批准换文仪式。

谕旨称，夷人索费一层，多方要挟，必遂其欲而后止，无论二百万不能当时付与，即有此款，亦断无此理。城下之盟，古之所耻，若再腼颜奉币，则中国尚有人耶！……京师重地，尚可问乎？以上两条，若桂良等丧心病狂，擅自应许，不惟违旨畏夷，是直举国家而奉之。朕即将该大臣等立置典刑，以饬纲纪，再与该夷决战”。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桂良钦差大臣等并未试图愚弄英法两使节，只是受到本国皇帝的责备……。

中国一些史学家对此解释加以肯定。如贾桢1930年撰文指出，皇上得知新协议条款，大为不快，反手一击。他不允许大批藩夷军队进入京城，鉴于朝廷礼仪，更不让藩夷使节直接向皇帝陛下递交国书。

美国弗吉尼亚州大学华裔教授汪荣祖认为，指责清朝钦差大臣伪善是站不住的。中国皇帝档案表明，咸丰皇帝对英法联军的意图极为怀疑。他们为何硬要带数百甚至数千兵马进北京？他们若带重兵前来，欲给我国强加更难接受的条款。皇帝曾这样担心，所以才责备钦派的谈判代表桂良大学士表现得太软弱。

中方谈判代表就此消失。英法外交官们处境十分尴尬。他们突然变得对联军将领和颜悦色，并把事务领导权可怜地移交到军方手中。吴士礼报道说，可以猜想得到军人们的那种刻薄的笑容，甚至听到他们不住地哈哈大笑！

如埃里松在《副官日记》一书中调侃地写道：“……我还记得，当有人平静而轻信地回答我们，那个与我方谈判的朝廷命官不拥有全权、未肩负任何使命之时，孟帅及参谋部不禁感到好笑。就像一个业务爱好者，一个普通的人路过，无缘无故地和我们闹着玩，商谈，以打发时间”。

而令人惊奇的是，额尔金和葛罗两爵士竟然连基本的谨慎都没有，未曾要求中方钦差大臣验证一下他们确实拥有的全权，并看一眼国玺。孟托邦将军见葛罗特使“深感不安”，尽量给他鼓劲。外交官们过于疏忽和天真。葛罗也惊愕地回答说：“本人未那样做，实为遗憾。但在某些社交界，人与人之间过于谨慎，反而令人厌恶”。

“本来多好啊！真可惜！一切又得重头来！”高第惊叹道。原以为战争已经结束，其实还没有呢。本以为已经到了北京门口，看来可能推迟了；或者推到永远！本以为中国人无法逃避和平，发觉他们不会失去勇气。杜潘猜测清朝领导者的私下想法、期望内情及小盘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