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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文为生外，还开洗衣店、养猪、卖腐竹以补贴生活支出。1950年4月初，*由董必武授意派人写信给胡秋原，除表示关切胡秋原的生活外，还说：“胡氏并非真正的国民党人，实在不必离开自己的国家。如果在共产党中有什么人对不起他，他尽管提出，*当局可以代他解决，若是有何政治要求，也可以提出讨论。总而言之，只要他回去，一切都好商量。”胡秋原看了后回了一封信，云：“弟在国民党势力最盛时为国民党之敌。国难使弟归国，从未完全赞成国民党，但不辞为其百姓……”“弟对党派素无成见，并绝非任何宣传所能动于心。弟与国民党素无渊源，而今日*人士，反多为老友。弟喜谈政治，但亦非必事政治之人。弟有自己之主张，但也为一极富妥协性之人。弟对国民党中贪污无能之辈素表厌恶。虽不赞成共产主义，而对*非绝无好感。”胡秋原这里说“与国民党素无渊源”，并不符合事实。他于1939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由叶楚伧介绍重入国民党，于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后因反对外蒙古独立，被“免本兼各职”。他于1946年回黄陂恢复前川中学担任校长时，参加制宪国民大会，1948年当选为首届“立法委员”。胡秋原之所以抹杀他与国民党的“渊源”关系，系因他“自由人”身份尴尬处境造成的。但即使这样，从胡秋原这封信仍可看出，新政权固然是胡氏出走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立法委员”身份，因而他只好一个多月离开。到1950年4月末海南岛解放时，胡秋原觉得“在香港亦不可能安全”，便于同年5月初只身来到台湾。但号称“自由中国”的台湾也绝非自由之地。胡秋原这位“自由人”，到了台湾后却遭到另一种形式的对他亲共历史的拷问和清算。

胡秋原（6）

痛斥文化汉奸在台借尸还魂

胡秋原继大陆时期参加过文艺自由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可否发展资本主义论战外，又于1954年卷入台湾文化界关于能否实行简体字的论争。罗家伦首先发表《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胡秋原很快写了《论政府不可颁行简体字》。胡秋原在简体字标准化问题讨论之前，是赞成简体字的。但一旦罗家伦提出要推行简体字时，胡秋原又改变看法。他认为使用简体字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生很大问题，如“行政机构必要的简体字，到了商业机构可能发生混淆”。他这一看法微观上有道理，但在宏观上不符合文字由繁到简的发展规律，因而他的好友任卓宣（叶青）专门写了《论立法院不可通过文字制定程序化》批评他这一杞人忧天的看法。在这场论战中，胡秋原成了守旧派的代表。

胡秋原一生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史学方面。他于1957年以“立法委员”身份兼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从立场上来说，他是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这充分体现在“文化汉奸得奖案”中。

所谓“文化汉奸”，系指在抗战期间撰写《日本文化与*文化》宣扬对日投降论调，拿到征文“第二区”头等奖，获日本特务机关两万元奖金的梁容若。又是这个梁容若，到台湾后摇身一变为文学史专家，在1967年11月11日以《文学十家传》获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五万元奖金。胡秋原认为，这位拿过敌人奖金的文化汉奸，没有资格获用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中山学术文化奖”。他在1963年创办并兼任主编的《中华杂志》第5卷第11期，发表了张义军的《中国文化与汉奸》一文，揭露当年这位“状元公”梁容若以谈文化为名向敌人献媚的丑恶嘴脸，并指出梁氏得奖的书是抄袭之作。胡秋原先生不仅刊登他人文章*文化汉奸，而且亲自动手写了《论杜甫与韩愈》的长文，指出《文学十家传》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胡秋原说：“梁容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