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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们,他们有勇气,对日常生活都做出理性解释。或者是倒过来讲,用理性的原则来解释一切日常生活。这个是启蒙主义的伟大的功绩,但是这种功绩对于艺术来说,它又离开了我所说的鸿蒙的结构。什么都要非常具体做解释,所以也出现了一些过于理性的时代。出现了一些过于理性的作家,他那种未知结构有一段时间就比较少了。幸好他们保持着某一种宗教精神,彼岸世界永远是遥远的,所以也有些伟大的作品出现。他们当时的一些伟大作品,往往开始的时候,往往保留在宗教作品当中。宗教性的绘画;宗教性的音乐譬如像巴赫。如果宗教性的绘画,我们说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他们都有着宗教性,所以比较有此岸的关系。但是理性主义之后,它们的文艺作品就面对了一个理性过强的这么一个结构,也快速走到了后来的那种现实主义的要求。后来幸好它们的现代主义起来比较快,又面对着现代人对世界的不可解了,所以他们又用种新的高度上维持着这个未知结构。
譬如像大家都知道贝克特的作品,也得过诺贝尔奖。《等待戈多》,等待什么,戈多是什么,他什么时候会出现。不知道,就充分的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一个未知结构。而中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比较长的时间保持着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构。但是里边的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会抬起头来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所生活的环境,产生巨大的疑问。第一个在我看来是屈原,发出天问的屈原,他已经具有了对未知结构的伟大的面对。就他发出天问,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一代代都有这样寻找未知结构的人,而它的高峰性的作品在我看来就是《红楼梦》,它营造着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一个未知结构,一个悲剧结构。这个了不得,所以中国尽管它的民众的结构是农耕文明,但是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是要冲破自己的群体结构,而走向全人类的伟大。真正的伟大是全人类的,大家知道吧,这是歌德所说的。歌德第一次看了中国的一个作品以后,他说真正的伟大是全人类的,是通的,真正的伟大是通的,下面有一个群体结构,有点不一样。那么群体结构的不一样,受到了一些民族性的差异,这就没办法了。那么我们越是到现代,我们对世界文化有比较多的了解,对我们中国文化又反思,那么我们大的文艺作品,要面对全人类的宏伟结构。而这个全人类宏伟结构,我们的过去,不知道世界的大师也曾经参与过。譬如我讲到从屈原到曹雪芹,都参与过这个鸿蒙的悲剧结构,未知结构和两难结构。那么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更有必要来参与这样的结构。我们如果现在完全默然于这样的结构,那么我们就可能和伟大有距离;和文艺作品的伟大就有距离,这是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我需要说的是,这种未知结构;这种两难结构,落实在具体创作当中,需要有它的谋略。这可能和创作者有关了,我们创造作品的人,如何来经营未知结构,这需要有谋略。刚才我已经提出了这么个问题,大家已经听明白了。就是我们的绝大多数观众,可能和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关,和世俗的思维方式有关。伟大的作家有另外一种结构,但是问题是伟大的作家必须面对广大民众,那你怎么办?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面对广大民众,如果不面对广大民众,你何以称得起伟大。我前面讲到的譬如巴赫,比如达·芬奇,譬如米开朗琪罗,譬如拉斐尔。那在欧洲具有多大的普及性,我们中国从屈原到《红楼梦》有多大的普及性。伟大在这个意义上一定是普及的,就是面对广大民众的,他们如何来面对广大民众呢?那么这里边显而易见就出现了一个艺术方法的问题。
莎士比亚他是戏剧家,但是同时又是个伟大的诗人。我们把他是用诗来写作的伟大的文学家,所以用莎士比亚来解释一下他的未知结构的经营方式,大概对我们很有帮助。莎士比亚的伟大在于就是他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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