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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暴身分，怕辱没了自己的门楣。　曹寅自署“鹊玉亭填词”、“柳山居士”，恐怕也是受到了时风的影响。这种看似“自谦”的署名多少也影响了他们作品的广泛流传。例如，到了20世纪，连戏曲史专家也不知“柳山居士”是何许人，“惟知其约为乾隆时人。”

（3）曹寅一向对自己的作品不甚珍惜，甚至随写随弃，加之他的早逝，使仅有的一些作品散失残损，无形之间使他的作品流传面受到相当的影响。当然，他的作品仅在三五好友中流传，待好友一日仙逝也随之风流云散。

（4）曹寅创作的戏曲略少且流传不广，没能为后人广泛认识，因此导致他在清前期的戏曲史上失去了一席之地。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思索一下，这里面似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与曹寅的家世（包衣下贱）、地位形同宫内的另一种“太监”（还有皇帝“耳目”之嫌）自有相当关系。老一代与寅相熟相知的汉族文学名士相继去世，而新掌权的一代汉族文士多看不起八旗（特别是包衣人）文人的情况下，曹寅在文坛上的地位与影响也就渐渐消失，这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即使在曹寅还活着的时候，实际上已露端倪。诸如一些汉族文人虽然表面上写了一些序跋，甚至赞赏有加，但他们不少人在刊行文集时又都偷偷抽下了与寅有关的诗词或序跋，恐怕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世态炎凉”了。曹寅自己所说的“树倒糊狲散”，实际上不仅仅指他自己家庭的命运！

不论如何，曹寅还是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这些作品。尽管数量太少，但对今日的研究者来说已够宝贵的了。总可以通过这些作品认识曹寅在戏曲创作上的造诣和贡献。抄本《北红拂记》及其前序后跋、硃批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清前期戏曲研究的内容，而且对深入研究曹寅的个人生平事迹、文学才能，乃至他可能给予曹雪芹创作思想、艺术修养带来的深刻影响，都将是一份可靠而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因此，我认为抄本《北红拂记》的存在与不论发现的早晚，都是令人鼓舞的好事。同时，我还认为当今的红学研究不仅要大力提倡吸收新理论、新方法，同时也应当大力倡导学人远离浮躁，坐下来钻进去，为今日和未来的红学研究打下坚实牢固的基础。抄本《北红拂记》的发现实属偶然，但这种偶然也提示了我们：尚有不少红学的、曹学的文献在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我相信红学研究会有潮起潮落的时候，但我绝不相信某些人预言的红学研究即将走进历史的死胡同——

对于未来，我永远充满信心！

2004年12月19日

注释：

① 胡文彬：《邵锐手抄曹寅（北红拂记）的发现及其内容》，载《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四辑，第258—259页。

② 曹寅：《移竹东轩和高竹窗学士来韵》，载《楝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第一版，第74—75页。高竹窗，即高士奇之号。

③ 张云章：《奉陪曹公月夜坐柳下赋呈》，载《朴村诗集》卷四叶五，周汝吕《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1976年4月第一版）第440页著录全诗。

④ 曹寅：《题马湘兰画竹》立轴，见香港出版《名人书画》第十集第二幅。跋文未收入《楝亭集》文钞，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册）第504—505页著录全文。

⑤ 曹寅患“耳闭”之疾。见于《楝亭词钞》。如《贺新郎》下注：“又昭同患耳闭，读其十叠迦陵韵词，喜而率和”（616页）。又，“午间小憩耳闭少愈……”（618页）。《楝亭诗别集》卷四有《赠杨舜章二首》，其第二首提到“耳闭”之疾（576页）。诗云：

有耳丁东如梦雨，无牙列缺不关风。

眼前又是前尘事，却向嬉斋唤盹翁。

寅又有“嬉翁”、“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