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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的将军，这样的举止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

这些被俘的军人回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因为他们为国家受了很多苦，人民感谢他们。而中国呢？投降就是贪生怕死，就是摒弃节操，是民族败类。中国传统理念最重节操二字。生死事小，失节事大，节操有亏，不但要忍受内心道德煎熬，还要遭受同胞的歧视。

也许从此处理解张自忠将军，观察张自忠将军，我们得以窥视他悲凉的心绪吧。

张自忠是一九三六年六月任天津市长的。当时日本人为了控制宋哲元，一九三七年三月底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以天皇生日为由，邀请宋哲元组团访日，费用由日人支付。宋哲元不愿意去，他说：“我作为一把手要是去的话，日军就会谈修铁路、要长芦盐场、煤矿什么的，各种权益如航空权益，就是掠夺华北资源。”宋哲元就派张自忠作为自己的代表到了日本。

在日本期间，日方曾提出“中日联合经营华北铁路，联合开采矿山”的要求，要求张自忠在中日经济提携条约上签字。张自忠断然拒绝，并决定提前回国。“七七事变”后，随着佟麟阁、赵登禹殉国，宋哲元七月二十八日决定率二十九军撤退到保定，并决定留下张自忠与日本人周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长都由张自忠代理。

当晚九时，宋哲元、秦德纯等人出北平西直门，转赴保定。临别时，张自忠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语言沉重，但沉重里自有一种担当，一份责任，将军这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使我心中悲慨地回旋李陵的那些句子：

子归受荣，我留受辱。

张自忠：悲哉，上将军（2）

为了免于生灵的涂炭，这种委屈是那样的悲凉锥心。在不可知的朦胧前途中，古都北平的红墙灰瓦，在炎热的炙烤下，却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冷凝。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明知是油锅，自己跳下掀起的巨浪会把自己浇死，四周都是日本人和亲近日本人的人，我们怎样还原张自忠将军当时的心态？

远托异国，昔人所悲。

望风怀想，能不依依。

身之穷困，独坐愁苦。

终日无睹，但见异类……

在写作张自忠将军文字的时候，传说中李陵写的四言诗如低回的长调，呜咽在我的纸上笔端。命运，一个人的命运在国家危亡之际，真是如秋风里的飘蓬，为李陵将军难过，还是为张自忠将军悲哀？尽管张自忠将军曾指出自己留在日据的北平不是要当汉奸，而是“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并表示为此不计毁誉，但是“汉奸”帽子和四处涌来的鄙夷唾弃，令他压抑怆怀。

全国各大报刊发表文章，痛斥张自忠的“卖国变节”行为，其中有十分醒目的大字标题，如《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等。张自忠被认为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上一律称他“张逆自忠”。

对于这一历史，张自忠将军的老上级冯玉祥在《痛悼张自忠将军》文中予以澄清，冯说：“民国二十五六年的时候，华北造成一个特殊的局面，他在这局面下苦撑，虽然遭到许多人对他误会，甚至许多人对他辱骂，他都心里有底子，本着忍辱负重的精神，以待将来事实的洗白。……在北平苦撑之际，有人以为他真要混水摸鱼。当时我就说，他从小和我共事，我知道他嫉恶如仇，绝不会投降敌人，后来果不出我所料。”

我无法判断张自忠将军被人指斥作为汉奸脸上的颜色，那一定是隐忍到怒发冲冠和暗夜里低沉咆哮，我想着张自忠将军的行迹，既激动，又悲抑，我们能指责那些无辜的民众吗？那抗战爆发的蹈厉热情，是应该维护且高歌的，但我们能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