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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里，有封来自屏东万峦乡的短短小笺，不被重视的落到我眼前，上面简单的写着：

琼瑶女士：您好！

在以前你不认识我，希望以后你能认识我，很奇怪，是吗？这里有一个故事；我一直想写但写不出来，一个我的故事，我和“鸵鸵”的故事。“鸵鸵”是她的乳名，一个发音而已，湖北话。她今年二十四岁，我二十六岁。她和我在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点十分在同学的舞会中认识，这其中发生了许多许多感人的事。她那儿有我完整的资料：信、素描、字画、各类的东西。我这儿有她的照片，我的三本日记，信有五百封左右。一切资料均有，但我写不出任何一个字。请帮我一个忙好吗？帮我写出这个故事。

此祈愉快

韩青敬上

又及：她本名袁嘉佩，我叫她‘鸵鸵’。辅大。我本名就叫韩青，文大。

请联络：我家电话（八七）八八八×××。

这封信没有带给我任何震荡，因为信里实在没写出什么来。而这类信件，我也收到得太多了。我把信搁置在一旁，几乎忘记了它。几天后，我收拾我那零乱的书桌，又看到了这封信，再读一遍，我顺手把它夹在“问斜阳”的剧本里。

再过几天，我看剧本，它从剧本中落了出来。

怎么？“它”似乎不肯让我忽略它呢！

我第三次读信。读完了，看看手表，已经是半夜了。屏东万峦乡，很陌生的地方，不知道那位“韩青”已入睡否？或者，我该听听他的故事，即使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层”，不想写任何东西，听一听总没有害处。而且，某种直觉告诉我，写信的人在等回音，写信的人急于倾吐，写信的人正痛苦着——

他需要一个听众。于是，我拨了那个电话号码，感谢电信局让台湾各地的电话可以直接拨号，而且没有在每三分钟就插嘟嘟声，来打断通话者的情绪。我接通了韩青，谈了将近一小时。然后，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把你的日记、信件、资料统统寄给我，可是，我并不保证你，我会写这个故事，假若你认为我看了就一定该写，那么，就不要寄来！”

“我完全了解，”他说，很坚定。“我会把资料和一切寄给你。”三天后，当邮局送来好几大纸盒的信件和日记时，我简直呆住了。天知道，我每日忙忙碌碌，还有多少待办要办和办不完的事，我如何来看这么多东西？但，在我收到这些东西时，我忽然想起了乔书培（另一个寄资料给我的人，我后来把他的故事写成了《彩霞满天》）。于是，我安安静静的坐了下来，安安静静的打开纸盒，安安静静的拿起第一本日记……有张照片从日记本里落出来了，我拾起照片，一男一女的合照，照片里是个笑得傻傻的大男孩子，一个长发中分的大女孩子，男的浓眉大眼，是个挺漂亮的男生，女的明眸皓齿，笑得露出两排白牙，亮亮的，清清纯纯的样儿。我放下照片，打开日记，扉页上写着：

“我堕落于五百里深渊，而鸵鸵，你使我雀跃。”

我开始看日记，开始看信件，由于信件太多，我只能抽阅。韩青必然是个很细心的男孩，每封信上都有编号，鸵鸵必然是个很细心的女孩，每封信里都有确切的写信时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奇怪吧，韩青寄来的资料里竟有双方的信。）几天之后，我仍然没有看完这些资料，但，凭我的判断，这故事并不见得惊天动地，或曲折离奇。可是，它让我感动了，深深的感动了。不止感动，而且震动。感动在那点点滴滴的真实里，感动在那零零碎碎的小事上，而震动在那出人意料，令人难以置信的“结局”中。等不及看完这些信，我再打电话给韩青：“你可不可能到一趟台北？当面把你们的故事说给我听？”我问，不忘记再补一句：“可是，我不一定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