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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老罗不这么认为，他从表情上就否定了这次高惋的决定，老罗说：“说白了就是养猪哈？”

高惋说：“基本上吧，其他的事我都解决了。”

老罗说：“你怎么可以叫一个文学工作者去和你一起去养猪呢，这是对文学耻辱。”

我说：“文学工作者也需要吃猪肉的。”

老罗喝了口酒说：“象我们这些人有精神食粮就够了。”

听老罗这句话后，我真想给老罗买一本书，最好是辞海，圣经之类的书给他吃去，在一脚给他踹门去，等他吃饱了在回来。

我说：“毛主席说了，精神、物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即使搞文学的也要听毛主席的教会，象你这样的只抓精神的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高惋说：“对的，两手都要抓。”

老罗一听似乎觉的很有道理，便当应了。变化速度之快，难以形容，说道：“恩，有道理，我的精神食粮曲于饱和了，我也抓抓物质吧。”仿佛是他在做买卖一样。

就这样我和老罗从一个文化工作者跳跃到一个养殖工作者，高惋选了一个日子准备开张，老罗负责找一些农民伯伯，由于老罗眼光独特，这些农民伯伯不象饲养猪的，更象是杀猪的，或者更象吃肉的。

不久，我们开张了，由于得到高惋父亲的大力支持，不出一个月，我们公司得到了动物协会，环保部门等机关的一系列表彰，牌匾就象北京、上海的人口一样，墙上连一个按丁都塞不进去了，只能摆在地上了供人们踩踏，这也能看出我们对荣誉如粪土的崇高品质。

这次生意高惋也是做的空前的成功，因为挣多少钱不是关键，关键是要将另部分钱从不干净变为干净，笼子里的猪犹如南非的难民一样，消瘦的都能从笼子缝隙里钻出去了，幸亏是这个品种没有那么高的智商。

高惋也许天生就是当管的料，放一本最新的理论书籍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用红黑两种墨水的笔在字下胡乱划些道道；并在封面滴点墨水。或者选一个重要的节日；找一个贫困人家；掏200块钱慰问；切记别忘了邀请尽量多的记者同行。

我对高惋认识实在是太肤浅了，高惋对我说，这算什么，想当初我老子找几个搞房地产的朋友；在你某天开会的时候来请你去吃饭；你当众把他们臭骂一顿并赶走他们之后找个秘书告诉他们：晚上你们再聚。如果开会的时候实在说不出来什么，开会的时候熟记几个经济大师和政治人物的名字；并能背诵他们的一两句话。尽量要找些不懂的，那内容一定就深奥，也显的你有文化。或者让秘书以你的名字资助一个贫困学生；最好是自己家的人，这样钱还能要回来。如果找不到就开个招待费发票报销得了。此事要在提干或测评等敏感时期让秘书巧妙地透露给媒体。

如今的官场年轻一代真是高深莫策，上代传下代，一代更比一代强啊。我在心底佩服，高惋对我说：“现在你和老罗是我最信任的人了，咱们还点往前看呢。”

我说突然觉的高惋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高惋了，不知道书些什么好，高惋又说：“最近挺忙的，晚上找你们俩喝酒。”

我跟老罗晚上按高惋说的地方去了，高惋开着一辆宝来，我哗然到，做买卖变化真快呀。高惋说：“这是我爸的坐骑，单位里给配的，出去谈买卖总点有个车吧，打车太丢人了。”

当初我有辆自行车的时候就觉的人生太美好了，如今高惋在我眼里已经上了天堂了。老罗说：“我们是文化人，不可以这么庸俗，过些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有钱的孤独。”

我们坐下来之后又要了个上次吃的不错的宫保鸡丁，能看出他们二人格外的喜欢鸡。

高惋和老罗畅谈着理想和抱负，就象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地球一样，整个世界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