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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美洲大发现而来的就是奴隶的进口。奴隶都来自葡萄牙的市场。葡萄牙人从他们在大西洋群岛和西非的管理经验中知道，要让欧洲人去新的地方定居代价高昂，不一定有经济回报，而且通常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想让人们离开家人远行就已经够困难了，再加上高死亡率和恶劣的当地环境更是难上加难。有一个办法是强行把孤儿和罪犯送往圣多美（S？o　Tomé）等地，外加一些激励机制，比如“男奴或女奴可供自己私用”，由此建立一个能维持行政运作的人口基础。

在哥伦布航海跨越后的三十年间，西班牙王室已经形成了从非洲向新大陆进口并运输奴隶的正规管理机制，即向那些几十年来一心一意专门从事人口贩卖的葡萄牙商人发放特许状。在一些因暴力和疾病导致人口寿命缩短的地区，奴隶的需求几乎永远无法满足。正如8世纪伊斯兰世界走向繁荣时一样，某一地区的财富集中会导致其他地区的奴隶需求急速上升。财富和奴役向来都是形影不离。

没过多久，非洲的统治者便开始出面抗议。刚果国王向葡萄牙国王提出一系列申诉，严厉谴责蓄奴行为带来的后果。他谴责年轻男女——包括贵族出身的男女——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绑架、并被欧洲商人烙上印记售往欧洲的行径。而葡萄牙君主则认为刚果国王应该停止抱怨，刚果地域广阔，有足够多的人口可以被运到国外，再者说来，他能得到的收益也不薄，特别是来自奴隶贸易的利润。

然而至少有一部分欧洲人，他们既对奴隶所处的困境感到愤怒，也对人们贪婪地从新大陆攫取财富嗤之以鼻。尽管恢复耶路撒冷已经毫无希望，但作为基督徒传递福音的责任感不久便重新浮现。某位耶稣会高级会士在1559年愤怒地写道，那些定居南美洲的欧洲人“不明白”殖民的目的“根本就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占领那些土地、修建磨坊，或是将财富带回家……而是弘扬天主教信仰和拯救灵魂”。这与几个世纪前行走在贸易通道上并在南俄罗斯及中亚草原上定居的基督教传教士的想法一模一样，他们都曾抱怨过度注重商业贸易可能会耽误更重要的事情。

在新大陆，人们更有理由抱怨精神追求的丧失。黄金被大批地运回西班牙，以至于到了16世纪中叶，当时的时代甚至被认为已经超越了传说中的所罗门时代。1551年，有人曾对查尔斯五世说，我们运回了这么多的财富，“真算得上是‘黄金时代’（era　dorada）了”。

当然，并非所有在美洲攫取的财富都被运回了西班牙。几乎在运送财富的舰队刚起航之际，来自法兰西和北非港口的那些嗅觉敏锐的投机分子和海盗就已经盯上了他们，试图将财富截为己有。这些人或在运输目的地守株待兔，或（随着时间推移）在加勒比海中途劫取大船。

有关货船被掠夺的消息引起了各地投机者的关注。一位当时的人绝望地写道，在北非大西洋海岸能够获得“巨额财富的报道”吸引着大批的人群到来，他们兴奋得如同“当初在印度找到金矿的西班牙人”。这些人包括穆斯林掠夺者，他们也准备截获满载商品的入港货船，同时觊觎着西班牙的沿海港口和城镇。他们挟持了成千上万的俘虏，或是索要赎金，或是将人质当作奴隶出售。

尽管并不怎么奏效，但抢劫行动通常会打着宗教的幌子，甚至连一些欧洲海盗都会用政治矛盾作为掠夺的借口。抢劫伊比利亚商船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正规行业，西班牙国王的基督教对手们还为此发出特许状，即所谓的《货船逮捕特许函》。作为回应，西班牙人立马发布《反海盗公告》，大力悬赏打击海盗的行动，誓将罪犯绳之以法。成功者不仅得到了王室的重赏，还提升了名望，比如佩德罗？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Pedro　Menéndez　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