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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宗教信仰。

该条例展现了英国人的野心。正如一个世纪前他们对西班牙人的评价越来越恶毒一样，如今对荷兰人的批判也是如此，特别是当荷兰因试图为自己的港口打通英吉利海峡和北海之间的商道而与英国爆发激烈交战的时候。这导致了英国的海事改革。海军在都铎王朝时代就已经获得了大量的投资，现在更是被加以系统性的彻底改造。17世纪下半叶，英国人为大规模的造船计划投入了大批资源。海军开支剧增，很快就占到了整个国家预算的将近五分之一。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见证了这一进程，他的个人日记不仅记录了正在发生的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的转变，还描绘了小到造船厂、大到整个国家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佩皮斯收集了荷兰专业人士最新的相关作品——包括造船理论大师尼古拉斯？维特森（Nicolaes　Witsen）的著作——并开始全面运用这些理论：从开办教授“航海艺术”的学校，到为志向远大、资金充沛的新一代设计师提供最前沿的技术参考。

海事改革围绕着三个基本观点。首先是特制的重型战舰的效率要比轻型巡洋舰高。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发射密集的火力，以及抗密集火力打击的能力。因此人们在舰船设计上做出了相应的改进，力求建造出如同漂浮在海上的堡垒一般巨型强大的军舰。

第二个观点是，实战是更好的课堂。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与荷兰的对抗均以惨败告终，舰船被击沉或俘虏，高级将领和舰长战死沙场。仅在1666年的一次交战中，英国就丧失了几乎十分之一的海军高级指挥官。痛定思痛，英国人对海军战术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新研究。由当时最杰出的海军统帅布莱克上将（Admiral　Blake）所写的《战斗指令》等训练指南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并被迅速运用。分享新知和以史为鉴是打造世界最强海军的关键。从1660年至1815年，英国舰长的阵亡人数令人吃惊地降低了98％。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观点：海军必须像一个正规机构那样运转。要想成为上尉，必须先在海上服役三年，然后通过由高层军官命题的考试。军队晋升严格地基于能力而非随意任命，这不仅意味着只有那些有才干的人才能升到高位，还意味着他们的晋升也必须得到同僚的认可。这种透明的任人唯贤的选拔机制后来又得到改进，以嘉奖那些在最重要的职位上服役最久的人。这与施行于伊斯兰早期、并在之后穆斯林的征服过程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组织规则大体一致。现在，英格兰也采取了这种根据预设规则分配利益的方式，军官和水手按级别和服役年限获得相应奖励。这使得晋升成为一种向人人开放的获利机会，促使人才向高层流动。这一制度还受到海军部门的监督，目的是杜绝偏袒和不公平，确保有功必赏。

改革很快就收到了成效。对海军的重金投资大大增强了英国的实力，并使得它有机会利用任何欧洲内部对抗、战争以及加勒比等地的局势来让自己得益。经过与改革一样的长期而缓慢的进程，英国人终于在亚洲确立了强大的贸易地位。除了苏拉特，东印度公司还在印度次大陆东南角的马德拉萨帕南（Madrasapatnam，即今印度金奈）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贸易枢纽站点。英国人曾经在17世纪上半叶与当地的统治者通过谈判获得了免税贸易的特权。正如当代企业众所周知的，税务减免是相当大的便利，使得长途运抵的货物能够廉价出售，并且很快会带动国内物价的下降。另外，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成功，东印度公司必将在未来的其他谈判中获得更有利条件。短短七年，马德拉萨帕南就发展成了一座繁荣的城市。英国在其他地区继续复制这一模式，效果最明显的要属孟加拉的明珠——孟买（Bombay）和加尔各答（Calcutta）。东印度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