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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怀疑在这些表面行为的背后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动作，而且能源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动机。不过，以色列一直在密切监视着这些进展，并且获得了关于周边国家军事化的详细情报，尤其是位于巴格达附近图韦萨（al…Tuwaitha）的塔穆兹（Tammuz）核设施，即更为有名的奥西拉克（Osirak）核电站。以色列同样在本国的核武器计划上投入了巨资，同时对一套法国设计的、射程超过200英里的导弹系统进行改造。到了1973年赎罪日战争时，以色列被认为已经建成了一座拥有13枚核弹头的军火库。

对于这些行为，在必要的时候，西方国家会装作看不见。例如对伊拉克，英国在70年代初的结论是：“尽管令人感觉压抑和非常不快，但是目前的政府似乎控制得很好。”这是一个稳定的政权，因此英国可以与之做生意。同样地，巴基斯坦的活动也无人理会。该国于70年代在地下修建深层设施，以便进行秘密实验，并且最终成功试爆。他们在俾路支斯坦（Balochistan）的拉斯库山（Ras　Koh）开凿了五条深入地下的平行隧道，每一条都能承受2万吨的核爆威力。巴基斯坦的科学家遗憾地说：“西方国家坚信，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永远不可能掌握这一技术”，然后　“执着而兴奋地把所有东西都卖给我们……他们真的是在央求我们买他们的设备”。事实上，像美国、英国和法国这样拒绝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和约束的国家，很难看到他们的核扩散行为遭到严厉的指责。他们对那些偷偷摸摸进行核试验的国家感到恼火，但事实上，隐藏在这些虚伪的发达国家背后的，是争先恐后掠取现金或廉价石油的狂热。

控制核材料扩散的努力也是敷衍了事。1976年，基辛格建议巴基斯坦停止它的（核材料）回收项目，而使用正在伊朗修建的美国设施。该设施的提议者正是迪克？切尼，意在使之成为本地区的能源枢纽。当巴基斯坦总统拒绝了这一提议后，美国威胁要中断对该国的援助。

基辛格也开始重新考虑，允许外国政府获得构成核力量基础要素的技术及方案的做法是否明智。“我对伊朗（建造和反应堆的）交易感到十分厌倦，”他在1976年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这样说道，尽管他在这一交易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虽然我批准了它，但我明白无论在哪里这都是场骗局……我们是唯一一个头脑发热、不切实际的国家，干着违背我们国家利益的蠢事。”

在华盛顿，越来越多的类似观点表明美国已经陷入了困境，而且还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也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并随后指出：鉴于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已经破损，“美国眼下没有任何可以取代伊朗的潜在盟友”。尽管伊朗国王的政权饱受批评，尽管西方媒体不断指责伊朗警察机构萨瓦克的残忍行径，美国政府仍然给予该国明确而坚定的支持。卡特总统在1978年的新年前夜作为晚宴嘉宾飞到德黑兰。总统说道：“在这个日益混乱的地区，只有伊朗是一座稳定的岛屿”，这要归功于“国王的伟大领导”；这个国家的成就“依赖于陛下本人，依赖于您的领导，以及您的人民对您的敬佩和爱戴”。

这与其说是怀揣理想，还不如说是对现实的视而不见。每个人都清楚风暴正在酝酿。在伊朗，人口增长、快速的城市化以及专制政权的铺张浪费，酿成了一杯有毒的鸡尾酒。习以为常的腐败，使得用来建造反应堆的数亿美元“佣金”统统落入了王室成员以及政治亲信的口袋。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德黑兰的局势岌岌可危，越来越多的人涌上街头抗议社会不公和生活成本的增加，原因是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