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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试图规范基督教与佛教的融合，于是创造了一套混合的“福音”。它有效地简化了前者复杂的教义和故事，结合东方人熟悉并容易接受的元素，以便加快基督教在亚洲的发展。这种双重混合的神学理论通常被称为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它认为，用人们易懂的文化和熟悉的语言进行布道才是传教的最佳途径。结果可想而知，基督教得到了大批人群的广泛支持，因为这些教义被人为地诠释得似曾相识、更易接受。

其他宗教和信仰也依靠类似的方法获益不少。颇具魅力的马兹达克教（Mazdak）在5世纪末和6世纪初开始迅速流行——这从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评论家对该教信众大量褒贬不一的评论中可以得见。马兹达克教的态度和行为，包括饮食习惯，都遭到了恶意的诽谤，他们甚至被污蔑为喜欢群交。事实上，就我们所接触到的重要资料来看，马兹达克提倡的是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与佛教对待物质享受的态度、琐罗亚斯德教对物质世界的怀疑以及基督教长期奉行的苦行主义都有明显的共通之处。

在这种充满竞争的宗教环境里，维护好自己的物质财富同坚持信仰一样重要。一个在6世纪穿越撒马尔罕（乌兹别克东部城市）的中国旅者注意到，当地人坚决抵制佛教，任何寻求栖居的佛教徒都会遭到烈火驱逐。不过这一次却是例外：这位来自中国的到访者被允许当众讲法。在他的个人魅力和出色口才下，很多当地人都转信了佛教。

没有人比佛教徒更了解展示自己信仰和宗教信物的重要性了。另一位前往中亚取经的中国僧人曾吃惊地发现，巴克特里亚当地人对圣物遗迹都非常崇敬，包括一颗佛陀的牙齿、一只佛陀用过的盥洗盆，以及一把装饰着精美珠宝的荞麦扫帚。

还有人用更直观、更富戏剧感的手段来赢得支持。洞窟是宣传和强化宗教信仰的传统场所，它们通常沿贸易通道而建，一方面省去了寺庙和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又为贸易和旅行提供了方便。孟买海岸的象窟和印度北部埃罗拉（Ellora）的洞窟庙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洞窟内满是宏伟华丽的神祇雕像，意在展示道德和信仰的至高无上——当然，在这里是指印度教的至高无上。

不过这些都显然无法与巴米扬（Bamiyan，位于今阿富汗）相比。地处向南通往印度、向北通往巴克特里亚、向西通往波斯的十字路口上，巴米扬拥有　751座雕满佛像的洞窟。其中的两座塑像——一座高180英尺，另一座有前者三分之二的高度，但更为古老——矗立在山崖岩刻壁龛中近1500年之久，直到2001年被塔利班摧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无知、野蛮的行径，与“宗教改革”运动中英国及欧洲中北部地区毁坏宗教艺术品的暴行如出一辙。

当我们说到丝绸之路，印象中总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来往交流。其实，在其他方向上也存在着大量的互动。就如公元7世纪的一位中国人所描述的，叙利亚是一个“出产防火布、还魂香、月光珍珠和夜光宝石的地方。那里从未听说过土匪和盗贼，百姓安居乐业。人人遵纪守法，国君任人唯贤。此地幅员广阔，物黍丰登，文学作品繁荣淳朴”。

从实际情况看，尽管各派宗教竞争激烈，但最终在取代传统信仰、习俗和价值观上逐渐占据优势的还是基督教。公元635年，远赴中国的传教士成功说服皇帝取消对这一西方宗教的抵制，并让它成为合法信仰，因为它非但不会对帝国造成影响，反而能增强帝国的实力。

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竞争格局似乎变得更加明朗了。基督教压过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和佛教，长驱直入地向亚洲进军。长期以来，各种宗教在这一地区相互竞争，它们不断学习以求赢得更多关注。谁能想到最具竞争力、最有可能获得最终成功的，却是这个诞生于小镇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