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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怎样建设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看法。

1928年2月23日，鲁迅终于写出《“醉眼”中的朦胧》，第一次对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批评正面地进行反驳，他让这篇杂文公开发表在3月12日出版的《语丝》周刊上。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并没有给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扣什么帽子，他据理申明，指出这些青年革命者的一个根本弱点，这就是“朦胧”，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朦胧的，对中国社会斗争的营垒分野的认识是艨胧的，对无产阶级文学面貌的理解也是朦胧的。在鲁迅看来，革命者的可贵品质在于襟怀坦白，敢于明言，决不怕批判自己，因此，他不赞成本来是朦胧的，却要认为自己看得最清楚，甚至觉得“唯我是无产阶级”。例如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作家、艺术家，提倡人道主义，这在野蛮地践踏人的尊严。不把人当作人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是有反抗意义的，这与拿着人道主义的旗号来反对革命是两回事。但普罗文学的倡导者们对于人道主义的认识也是朦胧的，因此，他们笼统地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抨击鲁迅讲了“人道主义的漂亮话”。鲁迅批评他们“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对于中国社会的人肉筵宴似的所谓东方文明，鲁迅是比创造社的青年革命者们看得透彻的，他清楚地知道，在兽道横行，人的尊严被随意践踏的时代里，人道主义式的抗争是完全必要的，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屠伯面前，丢掉人道主义的抗争旗帜是不应该的。鲁迅的反批评显然是善意的，为中国革命着想的。

窃火者（5）

鲁迅还看到：“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另一个根本的弱点，即他们与人民大众的位置放得不对。鲁迅指出他们虽然自己认为是无产阶级文艺家，实际上还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只是从书本上学了*主义，还没有跟实际与大众结合好。他们只想用从书本得到的革命意识去“获得大众”，启蒙大众，却没有认识到自己应当在大众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应当和大众，特别是和无产阶级大众思想感情首先融成一片，做大众的一员。鲁迅恳切地告诉他们：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 鲁迅对这些青年革命者错误地看待他，坦率地表示了不满，他说：“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

写完这篇文章，鲁迅的心情很不好，他似乎觉得无须把气力放在这里。第二天，他心情郁闷地写信给台静农说：我在上海，大抵译书，间或作文，毫不教书，我很想脱离教书生活。心也静不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 （1928年2月24日信） 论争延续了一年多，鲁迅又作了《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鲁迅严格地站在论争的立场上，从不感情用事，也不作人身攻击。他在论争中，对于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一直认真地思考着，探求着。

鲁迅是一个富有实际精神的人，他对现实一直保持高度的清醒态度。他的文章，嬉笑怒骂，都让人们感到跳动着革命的脉搏。他虽然没有积极地提倡革命文学，认为没有急急忙忙挂招牌的必要，但是对于“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鲁迅还觉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