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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脸上没什么表现，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那范尼僧平日里身边都是些舞刀弄枪的粗汉，那天组织石炮队才是第一份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今日与上司谈起理财方面的事情，那上司不但不恼，反而兴致盎然，不时说一句还颇有见地，将平日里许多想不通透的事情一举豁然开朗，只觉得遇到了平生知己，恨不得一下子将平生所学一股脑子倒了出来。两人唤来婢女，倒来清茶，细细谈论先前提到的两税发的事情，原来唐朝中叶以后，均田制已经破坏无遗，朝廷赋税紧缺，租庸调制改为两税法。简单来说，租庸制对于农民来说有三项负担，租、庸、调，租是交公粮，因为根据井田制来说，有公田只说，后世假借公田租借给私人，政府收租，是以称为租，和授口分田相对应，一般来说一丁男有百亩交两石。而调就是根据所在地特产缴纳绢布或者麻布，一个人一年交绢布二丈、绵三两或者麻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就是给官府免费服劳役，一般一个丁口一年20天，如果不干活就按照一天三尺绢布的价格收取工钱，庸就是工钱的意思。

本来这个税负不重，问题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没有剩余土地来分给男丁了，可是这些税收是跟着人头跑的，就算实际户主的田地已经被其他人侵占，可税负还是在户主身上，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加上免费劳役往往无度，而且轻重不均，劳役的地点也经常远离农民的住处，路途上的而时间花费比劳役本身还多，农民的负担日益沉重。

安史之乱之后，藩镇林立，朝廷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小，可要花的钱越来越多，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纷纷抛弃田宅，卖身到有权荫户免税的达官贵人家中，称为朝廷户口之外的荫户。朝廷税收日益窘迫，于是德宗皇帝年间，宰相杨炎改革税制为两税法，其核心内容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翻译过来就是，首先制定预算，根据朝廷的支出来决定要收多少税。不管纳税人籍贯是哪里，现在住在哪里就按哪里收税，实际有多少财产、田地，便向田主收多少税，而不是根据原先书册里面所记录的丁口来收，对于商人也按照收入的三十分之一来收税，以前的什么劳役、绢布等杂役全部取消，承认了普通百姓之间土地自由流通的现状，由于是在夏秋两季粮食收成的时候来收税，所以称为两税法。两税法在均田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的确让税收公平了些，但是两税法收的尺度是钱而不是粮食和布匹，所以农民在出售产品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受商人的盘剥，即使丰年也会出现“谷贱伤农”的状况，尤其唐德宗后出现了钱价上升的情况，无形之中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更加糟糕的是两税法一开始是归并了所有的其他杂税在一起，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朝廷的支出不断增加，不得不加税，新的苛捐杂税又冒出来了，无形之中又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所以主持两税法改革的杨炎的名声不是一般的臭，后来新唐书里面党争、小人之类的评价是和他形影不离，连从中占了不少便宜的范尼僧都对他颇有微词。

“果然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不就是九十年代的农村税费改革吗？”吕方听完了范尼僧关于两税法的介绍，苦笑着想：“一千年前的唐代农民和一千年后的新中国农民都面对着“税费反弹”、“增产不增收”等问题。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怎么搞农民都是受害者。怪不得原来有本书里面说很多历史上的问题不是用政策解决掉的，而是拖到一定时候，产生问题的环境没了，自然问题也就没了——被新产生的问题所代替了。”这时吕雄和王佛儿送王启年回来了，吕方笑着拍拍王佛儿的肩膀：“佛儿，范兄弟的家事没有问题，你举荐范兄弟给我可立了大功，他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吕雄和王佛儿听了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