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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沒有獅子大張口。他提出的經費預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謹慎。

但陳獨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評了張國燾。他說，這麼做等於僱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該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要堅持的立場。

本著這種立場，陳獨秀與馬林談成僵局。包惠僧回憶：「馬林按照第三國際當時的體制，認為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針、計劃應在第三國際的統一領導之下進行。」

陳獨秀不同意馬林的意見，他認為中共「尚在幼年時期，一切工作尚未開展，似無必要戴上第三國際的帽子。中國的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特別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國際的經濟支援，暫時保持中俄兩黨的兄弟關係，俟我們的工作發展起來後，必要時再請第三國際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國的無政府黨及其他方面的流言飛語，對我們無事生非的攻擊」。

雙方對此爭論激烈，幾次會談都不成功。在一旁擔任馬林翻譯的張太雷著急了，提示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中國也不能例外。不料陳怒火中燒；猛一拍桌子，大聲說：「各國革命有各國情況，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利，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

說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並接受其經費受其領導，這是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要解決的第一個難題，也是中共中央出現的第一次爭吵。

但經費問題畢竟是極其現實的問題，很快，連火氣很大的陳獨秀也無法「無報酬地為黨服務」了。他開始以革命為職業，便失去了固定職業和固定收入，經濟上很不寬裕。起初商務印書館聽說他回到上海，聘請他擔任館外名譽編輯，月薪三百元，他馬上接受；但這一固定收入持續時間很短。他大部分時間埋頭於黨務，已經沒有時間再為商務印書館寫稿編稿了。

窘迫的陳獨秀開始經常出入亞東圖書館。

亞東圖書館的職員都是安徽人，與陳有同鄉之誼。它出版的《獨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費。於是他沒錢了就來亞東，但又從不開口主動要錢。好在老闆汪孟鄒心中有數，每當他坐的時間長了，便要問一句：「拿一點兒錢吧？」陳獨秀便點點頭，拿一點兒錢，再坐一會兒，就走了。

即便如此，陳獨秀也不肯鬆口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

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出現轉機是因為他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陳獨秀正在家中與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等5人聚會，被法租界當局逮捕。到捕房後他化名王坦甫，想矇混過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輔成也被捕，褚輔成一見面就拉著陳的手大聲說：「仲甫，怎麼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這來了！」

陳獨秀的身份當即暴露。

對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各大報紛紛登載，鬧得滿城風雨。李達通報各地的組織派人到上海來，設法營救，並電請孫中山先生幫忙；孫中山立即打電報給上海法租界的領事，要求通融。

起關鍵作用的還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他用重金聘請法國律師巴和承辦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陳獨秀釋放，罰100元了事。

陳獨秀原來估計，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獄後才知道，馬林為了營救他們幾人，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方才順利結案。

按照李達的說法：馬林和中國共產黨共了一次患難。

這次遭遇留給陳獨秀的印象極深。他通過切身經歷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開展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