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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與此間發生橫的關係」，是從當時實際出發作出的最大妥協方案：黨中央暫不垂直領導四方面軍，而只發生平行關係。張聞天在電報中稱中共中央為「北局」，也頗耐人尋味。

但軟中同樣有硬：「好在國際聯絡已成，盡可從容解決。」

1月24日，張浩電張國燾：「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的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兄處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

對於長期偏於西南一隅、消息不靈的張國燾來說，張浩這封電報的影響是重大的。共產國際至高無上的權威、萬里長征勝利後中共中央鞏固的地位、自己主張的南下政策面臨的困境，都使他從來不缺乏的自信發生雪崩般的崩塌。

1月27日，張國燾致電張浩、張聞天，同意「急謀黨內統一」。條件是雙方同時改為西北局和西南局；中央領導機構「最好在白區」；條件不允許則「由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他說「強迫此間承認兄處中央和正統，不過在黨中央留下一個不良痕跡，一方讓步，必是種下派別痕跡的惡根。互相堅持必是互相把對方往托陳派、羅章龍路線上推」。

他現在的堅持不再是向中央進攻，而是思慮怎樣安全地從原來立場撤退了。

張國燾並非表面上看上去那麼強大和自信。從自立中央那一天起，他心裡就在打鼓。所以雖然掛起了偽中央的招牌，卻一直沒有對外公開宣布；他後來在香港寫回憶錄時說：「顧到朱德所說留下轉圜餘地的意見」，所以不敢把事情做絕。

他還存有最後一點兒自信。他還沒有被川軍徹底擠出去。

這點最後的自信也很快被蔣介石和劉湘拿走了。

蔣介石方面，1935年11月下旬，重慶行營主任顧祝同及參謀長賀國光來到邛崍，二人向劉湘提出一個在最短時間完全殲滅四方面軍部隊的「進剿方略」。

劉湘不採納這個傾盡全力、一口將紅軍吞掉的「方略」。他仍然奉行自己的方針：擺開陣勢，扎穩陣腳，既要用硬打把紅軍送走，又不作圍殲打算，以避免過度對消。紅軍一日不走，則持久一日，但決不強求所謂「最短期間」的速戰速決。

劉湘下令向紅軍發起總攻。雖然展開了主力，但未齊頭並進。經過多次戰鬥，各部小有進展。時當歲暮天寒，高山積雪甚深，紅軍主力開始向西北山區轉移。劉湘所部於12月中旬逼進天台山、伍家埡口後，亦未繼續再進。雙方在對峙中形成冬眠狀態。

1936年2月初戰局重開，形勢發生對四方面軍更加不利的變化。劉湘還算客氣，仍然只是一線平推，作驅趕式前進。這種情況下，張國燾不得不承認長期停留在川康地區是不利的。

至此，南下方針宣告失敗。四方面軍兵力也由八萬多人減至四萬餘人。

恰在此時接中央來電，就四方面軍的戰略行動提出三個方案：一、北上陝甘；二、就地發展；三、南下，甚至轉向雲貴川。

來電指出：第一方案為上策。

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皆贊成第一方案。

張國燾第一次處於孤立狀態。他見電報中有「育弟（指張浩）動身時，曾得史達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語句，也只得同意了北上方案。

這裡特別應該一提的是陳昌浩。

四方面軍政治委員陳昌浩是張國燾在四方面軍中的主要支柱，張國燾對他的信任遠遠超過對徐向前。陳昌浩雖是知識分子出身，但對指揮作戰卻頗為熱衷。雖然軍事素養並非很強，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