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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局隨後也置於鮑羅廷的領導之下。

此時史達林還不知道：歷史給鮑羅廷的時間已經進入倒計時了。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

5月5日，史達林在聯共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廣州組建新的可靠部隊」；為此還作出了向廣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團和提供50萬盧布的決定。但讓誰去「組建可靠的部隊」？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史達林語焉不詳。5月13日史達林講了另一段話：「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它。」所以5月5日的決定很快不了了之，轉而實行大力加強對「國民黨將領」提供軍事援助的方針，令共產黨到國民黨軍隊中去「保持領導」。

5月21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

史達林得知此訊坐不住了，於5月30日給鮑羅廷等人發出「緊急指示」：（一）動員2萬共產黨員，加上5萬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消除對不可靠將領的依賴性」；（二）「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叛亂的反動軍官。

史達林不會不知道，4年來聯共政治局推行的「只武裝國民黨不武裝共產黨」的政策，根本無法通過一份「緊急指示」改變。而權謀大師鮑羅廷從一開始就根本不是執行武裝工農政策的人。他鼓動陳獨秀出面給莫斯科一個模稜兩可的回覆：「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辦。」本來這個緊急指示是發給鮑羅廷等3個俄國人的，本應由他們回復莫斯科。但是他們都十分清楚向史達林說「不」會帶來怎樣的後果，於是推給了書生氣十足的陳獨秀，讓陳一人獨自承擔了違抗史達林指示的責任。

局面已經完全無法靠鮑羅廷的權謀來收拾了。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決議「分共」，大革命完全失敗。

近代中國是個大舞台。這個舞台演繹了多少興衰、美醜、勝敗。原先的默默無聞者可以在這個舞台上大放異彩；大放異彩者最終又在這個舞台上黯然失色。發現、提攜蔣介石的鮑羅廷就在1926年到1927年一年的跌宕演變中，由蔣介石所謂「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變成了一個要立即捉來槍斃的「煽動赤色革命企圖顛覆政權的陰謀家」。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間出現滄海桑田的演變，完成讓人瞠目結舌的思維轉換。

鮑羅廷不像蔣介石想像的那樣複雜，蔣介石也不像鮑羅廷想像的那樣簡單。這個前日本士官生內心深處還是欽佩那些直面反對他的人，卻深惡痛絕那些他以為要利用他的人。

當年反對鮑羅廷獨用蔣介石的加倫將軍回國後，1938年10月在蘇聯肅反運動中被捕。蔣介石接到駐蘇大使楊傑的報告，還想保加倫一命，要孫科以特使身份赴蘇轉告史達林，請派加倫至中國做蔣的私人顧問。但蘇聯的肅反行動太快了，加倫從被捕到被槍決僅有一個月的時間。史達林告訴孫科的，已是他的死訊。

想保加倫性命的蔣介石，卻一直想要鮑羅廷的性命。

加拉罕當年給孫中山的禮物，是鮑羅廷。

蔣介石最後給鮑羅廷的禮物，是通緝令。

三、筆桿子，槍桿子

說到槍桿子，人們馬上想到以「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理論著稱於世的毛澤東；以為槍桿子理論出自他的天才創造。

袁世凱最先給中國政治帶進來了槍桿子。通過對槍桿子的純熟掌握運用，滿清王朝不得不接納他，辛亥革命也不得不接納他。

孫中山則最先給中國革命帶進來了軍事。同盟會的革命活動，基本就是對武裝起義苦心竭慮的策劃與發動。

於是中國的革命或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