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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想像，這個越牆攀山、身手不凡人已逾五十。

他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

所記之事發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稱「西安事變」。

事變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大多數人的意見是審蔣、除蔣。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電，14日紅軍將領致張學良、楊虎城電，15日紅軍將領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都是這個態度。

事變第三天，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他們認為張學良是日本特務，事變乃日本陰謀主使。

日本政府則認為莫斯科同張學良達成了「攻防同盟」，張學良是蘇俄工具。蘇俄才是事變真正的後台。東京《每日新聞》發表社論：「中國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條件下與張妥協，日本決強硬反對。」

南京方面，何應欽調兵遣將要動武，宋美齡穿針引線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連平日頗為持重的居正也用變調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還不討伐張、楊，難道我們都是飯桶嗎？！」

凡此非常時期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無人是飯桶。

量變堆積歷史，質變分割歷史。人們能夠輕鬆覺出每日每時不息不止的量變，卻不易覺出行將到來或已經來到的質變。

1936年12月12日，當中國政治包含的量變已經足夠時，所有方面便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歷史來到十字路口。

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蘇聯和共產國際、日本昭和軍閥集團，都在既謹慎又頑強、既堅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著自己的立場，又修改著自己的立場。表白的同時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時又在表白。

在華清池跌傷了腰腿的蔣委員長，更是一瘸一跛來到十字路口。

事變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撓翻牆越院求生，後不管不顧躺在床上尋死；先當著張學良的面，明罵其受赤黨指使，後又當著周恩來的面，暗示想念在蘇聯加入了赤黨的兒子。

委員長方寸大亂。他連衣帽都未穿戴整齊，沉重的歷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將終生最為心痛的一句話。留在那頁乾枯得幾乎要碎裂的日記上：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月內）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於一旦。

和共產黨苦鬥8年，最後就差了兩個星期。8年共2920天。兩個星期為14天。8年與兩個星期之比，為1000：47。所謂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里。

他將這句話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清明節。

該日深夜11時50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腳下的士林官邸內病逝。

共產黨人終剿不滅，是其終生不解之謎。

生命不在了，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重慶版的日記也化為紙灰，謎底卻依舊留在那裡。

一、孫中山的困惑

新中國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門。

天安門的中心又是什麼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

年年月月，不論白天還是黑夜，畫像上，毛澤東那雙睿智的眼睛通過面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廣場，注視著新中國的人民。幾乎所有中國人和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把天安門和毛澤東緊緊聯繫在了一起。

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澤東最初並不喜歡天安門。他說天安門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門下面，跨在金水橋上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