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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句都没提起他的父母，她似乎也没觉得奇怪，什么都没问。

笑完了，她抬起头看着他，看得非常仔细。他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心里一阵瑟缩。

结果她只是指着他眉骨上一道旧伤，问：“这是什么？”

“念高中的时候被人用冰球杆打的。”他淡淡回答。

她像是倒吸了一口气，他随即笑起来，让她觉得他是在夸大其词，存心吓她。

已经过了那么久了，再深的伤也只剩下一条细细的白印子。其实这样的印子他头上还有，只是被头发盖住了。那时他身上穿着全套的护具，头盔被人扒下来了，所以全都伤在头上脸上。

他没再说下去，她便开始说她自己。

“你知道吗？我的听力问题是天生的，不像有些人是因为后天原因，比如小时候吃了超过剂量的抗生素。”

他有些意外，她会对他说起这些。

“出生和四十二天的听力测试都没通过，六个月大就确诊了，”她继续说下去，声音平静而坦然，“长大了才渐渐知道外面那些人传的话，他们说是因为我爸做事太过分，处处不留余地，容不得旁人，所以才报应在孩子身上。”

她的语气波澜不惊，他却很是诧异，究竟是怎样的恶意，才能让人对一个先天残疾的小姑娘说出这样残酷的话。

“当时有这样的政策，第一个孩子残疾，可以再生一个，我妈其实是想生的，但我爸坚持不要，连残疾证都没给我办。”她不看他，向山谷间远眺，脸上带着些笑，像是在回忆美好的往事。

“那时候他逼我逼得那叫一个狠哪，他从前是建筑师，设计和工程都做，很忙，也没多少钱，却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带我出国去配最好的助听器，每天让妈妈和奶奶在我耳朵边上喊四五个钟头，教我发音和读唇，家里的电视机和收音机音量全都开到最大。他每天下班都要检查我的功课，一有时间就陪我练习，让我看着他的嘴，一个字一个字的重复。

就这样，满四岁的时候，我开始能讲一些简单的话了。到上小学之前，我认识两千个汉字，除了有些口吃不清，几乎什么都能说。他托了人，外加塞了一笔钱，把送我进普通小学念书。开学第一天，我下课出去玩，走的远了些，没听到上课铃，一个人在操场角落里一直玩到老师来找为止。”

她絮絮的说，眉飞色舞的，好像很高兴。

“上中学之后，家里有点钱了，爸爸请了专门的老师给我作语言康复练习，一个音一个音的纠正。考进高中，只要是面对面讲话，别人根本感觉不到我有什么不正常。

当时我特别得意，没想到军训的时候就露馅了，一个操场上好几个班一起训练，几个教官叫不同的口令，根本听不清，只能靠猜，运气差起来一连几次都猜不对，教官以为我是存心捣乱，就罚我跑圈、站军姿。班主任老师听说之后找教官解释，教官又来向我道歉，说事先并不清楚我的特殊情况。我说不用，视力不好戴眼镜，耳朵不好戴助听器，没什么好搞特殊的。

再后来，我就被扔到美国去了，在加州呆了快六年吧，”她抬头看天，似乎是在努力数着日子，“我爸是个很犟的人，从来不服输，也不许我在他面前叫苦。”

“你是不是跟他很像？”他问。

她摇摇头笑起来：“对我来说，他是个传奇，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他想到自己，其实他也是一样的，无论如何努力，都没能达到陆玺文的期望。

“但他的确教会我许多东西，”她笑完了，又说下去，“告诉我一定要漂亮的活着，一定要笑得很好看，这样别人才不会介意对我多说一遍，即使我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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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那句话，她对他做出一个灿烂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