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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美國和十九世紀之初的美國在情勢上的不同自然地表明了我們多麼有必要避免不加思索地接受那些已化為信條的先例，多麼有必要尋求一種英明的原則以驗證那些為一代人所創立、但其在後一個時代中的運用卻會將人引上一個十分不同的行動方向的政策。在十九世紀來臨之時，美國並不是北美地區唯一的一個陸上強國，而是幾個力量大致相同的強國中的一個。它和所有其他的強國都有著產生於利益衝突的分歧，而且和它們在地理上直接接觸，後者是一個被普遍認為會增加發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為儘管兩個國家也可能在與彼此都相距遙遠的地區發生利益衝突，但當爭端存在於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於一條人定的邊界之上時，對抗的頻率和嚴重程度會高得多。所以，當時美國政府的一個自然的也是正確的打算就是通過將所有有爭議的土地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煩產生的根源。於是，我們就選擇了一條處於類似環境下的歐洲大陸國家也會遵從的行動方針。為了得到關係著我們利益的土地，我們和別人討價還價，運用計謀，也發出威脅。儘管傑斐遜運用的是相當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會認為它們謹慎過了頭或者過於拘泥於傑斐遜個人的政治信仰了。從較高的道義標準來看，美國獲取路易斯安那----美國從一個並無權利出賣這塊土地的政府那購買了它，而置那個曾以這塊土地不能被如此出賣為條件將其讓出的另一大國的抗議於不顧。這個抗議過於微弱，以至無法對拿破崙和我們自己產生什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於在敲詐和使用暴力兩者間選擇一種較少引起牴觸的方式以實現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標；我們通過曲解把西佛羅里達強行擺在談判桌上討論的做法也不使關於它的交易看起來多麼光彩。不過，從政策上講，無疑當時的我國政府是相當英明的；而且，當時上述地區人口的稀少也有利於這些地區被轉讓以及併入美國。由於我們大家都熱愛自由，所以當時也不用過多擔心忠誠對象的改變會對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傾向產生什麼不良的影響。在關係到國家或世界的重大問題上，少數人的意願、利益或一般的權利不應被優先考慮，這其中並不必然有著什麼不正義之處，就如在投票時少數要服從多數一樣。

雖然傑斐遜時代的政治家們深深地感受到了在大陸進行擴張的需要，但關係到更長遠的利益的問題被當然地推後考慮了。在那個時候，具有眼前意義的事情迫切需要處理，考慮那些人們並無多少關注的問題只會分散注意和力量，而這對於如同對於從事戰爭一般的治理國家，乃是一大忌。不過，儘管當時的美國政府本可以令人高興地避開上述麻煩，它還是發現----如同任何時代的政治家們，一旦存在著外部利益，不論其特點如何，它們絕不能被忽視，也不可能不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結果，雖然當時我國人民對於大陸之外的世界並無什麼政治野心，但他們的商業活動使美國的利益和正處於交戰之中的其他國家的關鍵利益發生了強烈碰撞。如果我們不能看到當時受爭議的問題更多地是牽涉到了正處於與拿破崙生死搏鬥之中的英國而不是我們自己的關鍵利益，我們將可悲地誤讀1812年的英美戰爭以及導致這場戰爭的事件所給予的教訓。那時候，我國政府試圖就爭端和英國達成妥協，通過和平施壓避免暴力的使用，而不是通過建立一支強大得足以在國際事務上發揮可觀作用的海軍來解決問題。這樣，我們就被拉入了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

構成當今美國以及某種程度上整個世界所處的政治形勢的因素已和十九世紀之初根本不同。起作用的不僅僅是發展的快慢、國家的大小。我們又大又強、已經長大成人並且擁有了進軍世界的能力，但並不能決定一切，其中的每一點所能改變的只是問題的程度，而不是性質。我們過去和今天的最大不同是：就與世界上的主要強國的聯繫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