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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推倒企业“经济组织”和“劳动组织”的特性描述方式，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并不是经济组织，也并不意味着企业不是劳动组织，只是说“经济组织”和“劳动组织”的理论描述方式不能突显企业特性，并不能将企业与其它组织和机构区别开来，从而引起企业认识上的混乱。

深入企业实际考察，企业的根本特点就是经营、做生意，就是通过做生意赚钱，这才是所有中外企业区别于其它组织机构的重要特征。中国民间的用语虽然比较俗，却往往比专家、大师的语言更为易懂，毋须注脚释义。汉语言里，“做生意”、“赚钱”与“经营”有着非常近似的语义，“做生意”、“赚钱”多用于口头表述，“经营”则多着一点阅读感觉上的学术意味。

企业的出现，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做生意。企业不做生意，或做了生意不赚钱，是无法维持运转的，企业长期亏损就得关门。农民种地，种出来的粮食只是自家食用，肯定不能称为做生意；地主庄园规模很大，也种粮食，也植树林，也养猪牛，那都是为了满足自我生活的需求，不是为了出售。这类的行为肯定不是企业行为，这样的机构也肯定不是企业。

很长时间来，我们的社会里一直给企业倡导一个理念，那就是要求企业一定要“满足社会需求”，这是一个非常温馨而理想的理念。其实，对企业而言，满足社会需求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企业的目的是要赚钱。当然，如果企业的产品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而且还坑害消费者，那也是不能真正赚到钱的，这小学生都懂的规律。可是，企业不赚钱，又拿什么去“满足社会需求”呢。

中国文化的骨子里对赚钱是鄙视的，在情感上对赚钱有着近乎天然的抵触情绪，这是中国历代轻商的根本意识根源。情和理毕竟是有着质的区别的，情是一种个性体受，理是一种普遍存在。作为一种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对企业赚钱手段的特性要求，无可非议，而且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人情味。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企业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将目的与手段颠倒了关系，这是非常不实际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上，手段总是服从目的。如果强调“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那么，就会弱化赚钱的目的，甚至退居手段地位。按照手段服从目的规律，只要能“满足社会需求”，企业赚不赚钱是在其次的。其实，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的企业亏损问题，关键不在于国家能不能管企业，而在于颠倒了生意上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违背了生意特有的规律。

企业的赚钱与利润是有差别的。赚钱是指企业在原价值基础上的价值增长，赚，《康熙字典》释义为“卖也”，这个增长的价值是靠卖出原价值赚来的。这相当于企业财务核算上的“毛利润”概念。而利润，则是企业财务核算上扣除所有成本、税金、费用开支后的价值剩余，这是一个典型的财务概念。中国国家增值税法也是这样认定增值数额的。因此，我们在理论上应当将赚钱与利润区别开来认识。

经营作为企业内核，还表现在企业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经营而展开的。中国企业理论界曾出现过“反对重经营轻管理”的提法，并就经营与管理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讨论。这实在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经营是企业管理的对象，管理则是经营的规范，这并没有所谓理论上的侧重方面。经营出了问题，一定是管理出了问题，经营非常正常，就没有必要变着法子将企业瞎折腾。须知，管理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什么叫管理？管理就是要让企业经营活动朝着企业预定目标运行，不能偏离方向。而事实上企业经常存在的所谓管理与经营之争，其实是一个近期效益与远期效益的区别。就近期效益持议者来看，企业许多行为近似乎闲事，耗费资源且没有什么利益价值；而远期效益持议者的立论根据却是没有说服力的“管理出效益”，强调管理的重要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