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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条件和他自身条件的限制，他却提出了一种新的命定论。他认为，人性善恶与命之吉凶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不能混为一谈。他把人的禀命分为“寿命”和“禄命”两种，认为人寿命的长短是决定于禀气的厚薄，积善行德并不会延长寿命。在谈禄命问题时，他提到了许多社会的因素都会对人的禄命发生作用。但王充对决定禄命的种种社会因素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最后仍归之于禀命，即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王充的命定论没有退到神学的天命论中去，而是一种自然必然论，即自然命定论。王充认为自然界皆受自然的必然性的支配，同时，这个必然性也决定着人类的吉凶福祸与富贵贫贱。他否定了超自然的力量，但又把自然本身神秘化。他盲目崇拜自然的必然性，进而把这种必然性运用到社会领域，排除了人的任何主观能动作用，完全听任一种必然的安排。他虽然反对神学宣扬的天意决定一切，但他以自然的必然性代替了天意。这种自然命定论，不可避免地陷入神秘的宿命论，教人幽居俟时，坐待命运的安排。这比荀子的自然观后退了一步，也是王充无神论的最大局限。

王充继承了前人的唯物主义观点，探讨了物质世界的本原。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确立了唯物主义气的一元论。王充认为，气充满了宇宙而无限，是没有具体形体的物质元素，万物皆由这个物质的气构成。而万物的差异，都是由于禀气的不同，即“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物势篇》）。气是无知无欲的，构成万物是自然而然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自然篇》）。气的一元论和万物自然生成说，是王充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核心。这个自然观，是对神创论和目的论的否定，也是王充反神学的理论基础。

王充同从西汉董仲舒到东汉班固《白虎通义》的神学体系斗争的焦点，是天是物质的还是有意志的问题。王充认为，“夫天者，体也，与地同”（《祀义篇》）。明确指出天与地同是体，从气的本原论论证了天的物质性。既然还天地自然以本来的面目，根绝了天的神秘性，就与《白虎通义》划清了把气当作神秘精神的界限，也就否定了天地“故生人”，“故生物”的神学目的论。王充认为，自然界万物生长变化是万物本身自然而然的“物自化”，“物自成”，没有一个神秘的天在有意识地安排、主宰。他对神学编造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与谴告说一一进行了批判。王充还提出了“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异时至，则造谴告之言矣”（《自然篇》）的观点，这接触到了神学的社会根源，是很可贵的。王充的自然天道观，从哲学上来说是进步的，从当时的科学水平来说则是落后的，但王充不是科学家，所以就不能苛求于他了。

王充又从生活常识、事实效验、自然知识、逻辑推论及形神关系等方面论证了世间无鬼，并否定了鬼能祸福于人。有些论证虽然简单朴素，但颇生动而又具有说服力。王充虽然对鬼神迷信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批判，并从理论上给予无神论的解释，但因受时代的局限，还远不能对颠倒的观念给予科学的说明，因而存在着不少的漏洞。如他虽然否定了人死后精神《灵魂》脱离形体而存在的鬼，却又承认有一种实实在在的鬼，即妖。如他在《论死篇》中说：“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谓之鬼。”这就与人死神灭的命题相矛盾了。不过王充没有由此而倒向承认有超物质的鬼神存在。王充思想上的这种局限，当然不能科学地解释形神关系，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