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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迫近，就是承平之时，也无法找到“桃花源”。父亲自己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我私人积蓄，还有四五千元”，“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我约共拿出了四千元，在中正路租下了两幢小洋楼（后来扩充为三幢），先后买了四部平版机，在《立报》铸了几副铅字，就开起张来，报名是《南京人报》。”于1936年4月8日正式发行。事出意料，《南京人报》一炮打响，由于父亲名字的巨大号召力，在不足100万人口的南京市，《　南京人报》出版的第一天，就销到了15000份，这在当时是个震撼报界“破纪录”的新闻！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私人办报，大部分都有经济靠山，接受这些“后台”的津贴，当然，也要为这些后台“说话”。而《南京人报》则不接受任何“经援”，也没有任何后台，完全是父亲自己半生砚田收入所得，倾其所有，办此一报。由于“北华美专”和《南京人报》的开办，父亲囊中已是空空如也！所以当南京沦陷前，父亲只身入川，只有一个柳提箱为伴。友鸾叔后来在回忆中说：“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南京人报》是一份小型报纸，资金不足，规模不大，但人才济济。父亲任社长，兼编副刊《南华经》；友鸾叔任副社长兼经理；张萍庐先生编副刊《戏剧》；远在北平的张友渔先生，则无条件地为报纸写社论；盛世强先生在北平打长途电话报告新闻。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父执的工作，大都是尽义务，是不要钱的。真诚的友谊和无私的帮助，使父亲深受感动。因为如此，《南京人报》的编采人员，也都不计工薪的多少。父亲固然是卖了老命，友鸾叔和全体同仁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所以《南京人报》办得有声有色，成了南京人最喜爱的报纸！

我要说明的是，父亲在《南京人报》是不拿薪水的，编副刊也是尽义务是没有任何报酬的，父亲自己说：“因为有个奢望，希望报业发达了再分红，自己作诛心之论吧，乃是‘欲取姑予’。”①所以在南京报界，《南京人报》被称为“伙计报”，因为根本就没有老板！

《南京人报》是“伙计报”，所以编辑部充满着和睦、友爱和朝气，因为大家都是伙计，也都是老板，工作之余，彼此之间互做“公东”，到夫子庙或大三元酒家聚会，或是到后湖划船联句和诗，由于这种聚会是大家互请，生面别开，就吸引了不少“编外”人士参加，如卢冀野、易君左、潘伯鹰、叶古红等先生，不请自来，使聚会充满了诗情雅韵，在南京城里是颇有影响的。素有江南才子之称的卢冀野叔，是民初曲学泰斗吴梅（瞿安）先生的得意弟子，能歌善饮，三杯酒下肚，拍曲清歌，长啸不已，尤爱唱《醉打山门》，卢先生出口成章，散曲、套曲都写得极好，撰有《双红簃诗集》。他17岁大学毕业，19岁就成了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周而复先生便是他的学生，冀野叔取“周而复始”之意，给周先生改名周而复。在北京时父亲和吴梅先生时有往还，到了南京和冀野叔更成了文字至交，经常在一起吟诗联句，唱和度曲。冀野叔固然是诗酒风流，但却是一个大黑肚子，难怪在国事艰难的抗日时期，有人撰文调侃他说：“说他是大学教授，这个时候，未免要嫌太胖了；说他是银行经理，又不幸多了点‘书卷气’。不但能够支持民族诗坛，也能够抢上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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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南京人报》（2）

易君左先生也是父亲的诗友，是清末民初大诗人易哭庵先生的哲嗣，易哭庵与樊樊山是一时瑜亮，成为清末民初的诗坛祭洒。易哭庵先生名噪一时的长歌《天桥曲》，其中的“满眼哀鸿自歌舞，听歌人亦是哀鸿”及“自见天桥冯凤喜，不辞日日走天桥”之句，早是传播于京师众人之口。易君左先生自是家学源渊，他原名“易家钺”，“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