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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廊里有了新的動靜：穿著灰色長罩衫的寄生蟲‐‐‐一個躲在後方的壯健的小伙子用托盤給我們送來我們的五份li糧和十塊方糖。我們的&ldo;耳目&rdo;圍著食物團團轉：雖然現在免不了要用抓鬮來決定一切，麵包頭和添頭的多少、麵包皮脫落的程度都要考慮在內，一切讓命運來決定吧(哪裡沒有這種情形呢?這是我們多年全民挨餓的產物。在軍隊裡分一切東西也是這樣做的。德國兵在自己的戰壕里聽的多了，便學著逗樂說：&ldo;給誰?‐‐給指導員!&r;&r;)‐‐但&ldo;耳目&rdo;只要把所有的東西拿一下，便會在手掌里留下麵包和糖的分子的薄層。

這些四百五十克的沒有發起來的半生不熟的麵包內瓤跟稀泥一樣，一半是用土豆做的‐一就是我們的&ldo;拐杖&rdo;和一天的中心事件。生命開始了!一天開始了，這才是真正開始了!每個人都有一大堆的問題要解決：他昨天把口糧處理得是否正確?用細線把它拉成小塊?或者貪心地掰著吃?或者一塊塊掐下來慢慢吃?等到茶來再吃或者現在就動手干?留到晚飯時，或者只留到午飯時?留多少?

但除了這些內容貧乏的猶豫外，手裡這塊水分多於糧食的一磅重的東西(法斯堅科說，現在莫斯科的勞動者吃的也是這樣的麵包)，還能引起多麼廣泛的辯論啊!(我們的舌頭現在也好用一些了，手裡有了麵包，我們已經是正常人了!)這種麵包里到底有沒有糧食呀!這裡面都是什麼摻合物啊?(在每個監室里總有個把對接合物很懂行的人，因為在這幾十年內誰沒有吃過這些東西?)開始了議論和回憶。二十年代烤的還是多好的白麵包呀?‐‐大圓麵包、鬆軟、多孔，上面的皮是紅褐色的，塗了油，下面帶著點爐灰和爐底的稜角。一去不復返的麵包呀!一九三0年出生的人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麵包!朋友們，這已經是禁區了!我們約定好一句話也不談吃的。

走廊里又有了活動。送茶水來了。另一個穿著灰罩衫的大小伙子拎著水桶來了。我們把自己的茶壺拿到走廊里，湊近著他放好，他便從沒有漏嘴的桶里倒到茶壺裡，同時撥到道上。而整個走廊是擦得鋥亮的，像在一級旅館裡那樣。

很快就要把我們已經提到過的生物學家季莫費耶夫-列索夫斯基從柏林送到這裡。在盧賓卡好像給他印象最壞的莫過於把水潑到地上這件事了。他認為這是監獄管理人員(以及我們全體)玩忽職守的一個明顯標誌。他把盧賓卡存在的年乘上每年的七百三十次再乘一百一十一個監室‐‐結果發現：二百一十八萬八千次把開水灑在地上，加上同樣的次數拿抹布來擦掉，要比做一些帶漏嘴的桶容易些，他為這件事還要生很久的氣呢。

這就是全部乾糧。至於稀的，是兩頓接連著來，下午一點和四點，然後是二十一小時的回憶(也不是有意作惡：廚房需要快點煮完下班八

九點鐘。早點名。老早就聽得見特別響的鑰匙轉動聲，特別清楚的敲門聲‐‐前來接班的本層樓的值班中尉，像&ldo;立正&rdo;那樣站得筆挺，跨進監室兩步，嚴厲地瞧著我們這些站起來的人(政治犯是可以不站起來的，但這一點我們都不敢想)。把我們數一下對他並不費事，眼光一掃就行了，但這一瞬間是對我們的權利的考驗‐‐要知道我們也是有著某些權利的，但我們不知道這些權利。我們不知道，他也必須對我們隱瞞起來。他們在盧賓卡學到的看家本領就在於完全的機械性：沒有表情，沒有語氣，沒有多餘的話。

我們所知道的權利只是要求修鞋、看病。但叫到醫生那裡‐&d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