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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要求我们去。大连各方面上的工作都很好。就是在文化方面，大连是日本人统治四十几年的地方，文化上受那种靡靡之音的影响。后来日本人倒了，他们认为共产党只是军事好、政治好，不相信共产党有文化，这样就要求文工团过去。大连市委书记韩光书记说你们除了演《黄河大合唱》，你们再演个《日出》。因为他们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土包子。可我们这些像王大化、沙蒙，本来就是“洋包子”。

让我演陈白露，我当然也有一些顾虑，我也没有跟这样的人接触过我怎么能演好。但是延安李丽莲同志演过这个戏，她旧社会是个歌星，本人就很有那个味道，会应付各种人的那种派头。虽然她也参加革命了，但在她身上还能看出很多，而她演的陈白露，是她自己在上海生活里所体验所看到的，她演陈白露是很成功的。那么我就跟她学，一个是学她那样，一个是我曾跟她住一个屋子，她在上海的十里洋场里混过，她是一个歌星，她见过的人很多，也跟流氓打过交道，她心是好的，她懂得那一些。所以她在剧团里排戏和平常跟我说话的时候有很多的动作，我印象是很深的。所以这是我演陈白露的一点可怜的生活基础，好在她也演出一个样子来了，我不仅是模仿了她的外在，同时我从她身上也还能找到她在上海十里洋场应付那些人的姿态吧。

当然我是不会比李丽莲演得更好，但是我们那个戏当时在大连很轰动。一个《黄河大合唱》他们哪儿听过呀，《黄河大合唱》从头到尾，独唱、女声、男声、对口唱、集体合唱，所以整个是把他们震动了，震动了以后我们才演《血泪仇》和抗日战争的这些个戏。就这样一下子把大连的文化活动掀起来了。韩光同志是当时的书记，他一直到现在还老说“你们立了功了，你们立了功”的，实际上我们后来还挨了批了，因为东北局叫我们回去，他把我们那调令扣了，三次电报催我们回去我们都不知道，最后一次他才告诉我们。东北局还以为我们留恋大城市生活，实际是韩光把我们扣下了。但是人家不信，那时的交通也不方便，我们11月份才回到哈尔滨。

所以说革命文艺在这种关键时刻，对巩固政权、影响群众、团结群众还是很起作用的。我们这个团体以后开展歌咏训练班，戏剧讲座，一方面是讲技艺上的，一方面是灌输革命的文艺思想，所以说在大连时还是很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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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对我说：你去演一个戏吧（1）

到1946年的冬天我们回到“北满”，我的爱人田方过去是电影演员，他去接管“满影”。由于他的关系，我也就到了电影厂，这个时候才开始电影工作。但那个时候还不能拍故事片，东北都是在伪满的统治下，大家不知道有新中国。这个时候你要从政治思想上从最基本的，谁领导中国抗战的，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这些最起码的知识开始。我们就在电影厂当指导员，一共是办了四期训练班，我是第一和第四期的指导员，就养成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的习惯，是领导说这回应该去演戏了，你去演一个戏吧。这时我演了一个《白衣战士》，我当时还在训练班当指导员呢，就让我去演庄队长。就开始演电影了。就这么简单地说吧。

从东北演了那个以后，因为我的爱人田方又要进关接管北京国民党的“中电三厂”。我演完了《白衣战士》，在1950年的3月就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北影当时主要拍新闻片，在东北也是拍《民主东北》，然后才是《留下他打老蒋》、《桥》、《赵一曼》、《白衣战士》、《八女投江》。北京也是先拍纪录片，因为南方还没全解放，1950年时还在打仗呢。我这时给一个纪录影片当副导演，叫《烟花女儿翻身记》，就是咱们把那些八大胡同的妓女解放了，组织起来学习。给她们拍一个纪录片，十一二岁的小孩都是妓女的后备军，那些女孩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