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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务会议时，时时警惕，愤懑之情，现于辞色。每次会议，必有新案提出讨论，且令各部按照新案，克期拟成计划，付之实行。尤其对于军事，格外注意，谓当欧战之时，不能有外力援助，只有自己努力进行，筹建炼钢厂，添设巩县兵工厂，整顿各兵工厂，福建造船厂，又练模范团三混成旅。对于整理财政，发行国内公债，改革币制（废两为元），整顿税收。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办学校，有已施行，有在筹备，各部亦振作精神，努力从事，一时颇有朝气。嗣以日本议院，抨击政府对华政策之失当，西报亦有夸奖袁总统以弱国外交，得此结果，总算胜利等语，遂渐生自满之心。加以左右逢承，以为日本伎俩不过如此，只要用心对付，不足为虑。且忽作奇想，以为环顾世界，除美国外，君主国多，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种族相同，我改共和，与日本政体不同，易生隔阂，帝制自为之思想，从此酝酿于胸。加以张勋、倪嗣冲之流，常言地方民情与共和制度格格不相入，杨皙子等又以中国行共和制度尚早，引古德诺之话为证。项城受此浸润之言，政事渐生懈怠。曾几何时，朝气又成暮气矣，真是可惜。

日置益公使回国之前，来辞行，杂谈移时，留他吃便饭。他说昨天向袁总统辞行，也谈了不少话。我就说袁总统向有亲日之意，何以日本总不接受。他常对我说，亲善要相互的，譬如我刚伸手跟他握手，他反伸手掴我一记，这样怎能讲亲善？我觉得贵国对前清，似比对袁总统要好得多，是否因为国体改革之故？他说非也，贵国改革后，若使孙中山先生当元首，没有可说，因孙先生向主革命，没有做过清朝的大官。袁氏世受清恩，自己又是总理大臣，改革后，无论如何巧妙，自己做总统，在日本人看来总不免有篡夺之嫌，这是日本人同一的观念。这观念还是从贵国传来的。我说，中国不比贵国，有万世一系的皇统，历代嬗递。篡夺之事，不是史无前例。袁氏对清，力争优待条件，即是报答先朝之意，若使孙先生作总统，不可能有优待条件。他说这话亦对，不过假使那时定为君主立宪，仍存清室，只留君位，规定宪法，满人不得干预政治，南方亦可能迁就。袁氏以任何最高名义，仍可独揽大权，即做摄政王，亦可没此嫌疑了。又慎重说，此是我个人私意，作为闲谈而已，言罢兴辞而出。可见日本对袁氏，不免有此成见，我亦不便报告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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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清华大学周寄梅奠基

北京设有俄文专修馆，经费由东清铁路拨充，故由外部管辖，所修只是俄文及外国史地等科。馆费由外部发拨，馆长亦由外部委派，前清由丞参掌管，民国后不入各司职掌，即由次长掌其事，事甚清简，每月不过由馆长报告用费而已。后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开办清华游美预备学校，因退款关系，清华亦归外部掌管。于是，在海淀清华园遗址，开办清华学校，初以周子廙（自齐）为校长，范静生（源廉）副之，以高中程度为止，毕业后择优送美国大学深造。后周寄梅（贻春）继任校长，建议以高中送美国大学，不能普及，不如改为大学，毕业后再择优送美国大学研究院，则大学人才普及，研究更加深造。余颇赞成，得总长同意，以每年退还赔款递增之程度，为逐渐设备大学之扩充，遂由寄梅拟订计划，先建图书馆，继建体育馆、大讲堂，更添置讲堂，添聘教授，又添造宿舍，及教授住宅学生寄宿舍等等。后又将清华园相连之其园遗址归并，为设立农学试验场之预备。终寄梅之任，清华大学已建立基础，后继者添置更新，益加完善。嗣后大学毕业送往美国大学研究院，既省了费，又多育人才，都是寄梅建议之功。寄梅向有功于清华，而其人严谨廉正，诲人不倦之精神，尤为可佩。他性恬淡，曾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美国退还赔款，逐年增加，偶有用于其他文化事业者。

时朱桂莘将热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