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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實力派&rdo;解決問題的思路與&ldo;立憲派&rdo;如出一轍，蓋以為一國政經文教之優劣，莫不應以戰爭勝負（或富庶程度）來驗證；戰勝國之政經文教，無不佳者，俱應奉行&ldo;拿來主義&rdo;，襲用不疑，而對本國固有傳統及實際情況之優劣得失，則無暇檢討。這種思路，較諸&ldo;洋務運動&rdo;‐‐道光末期以來，僅限於&ldo;師夷之長技&rdo;而絕不考慮變更根本制度的思路，似為大大進步。但是，二者俱未能在制度引進的本土化方面多加留意，則淮橘為枳、畫虎類狗的風險必然存在。當然，苛責前人並無必要；局外論事，貴得其情，後人述往，貴知其要。我們且看當時諸人因日俄戰爭之結果，而渲染出不得不立停科舉的形勢；因積弱已久之現狀，而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雖可謂狗急跳牆，亦可謂牆倒眾人推，然而，袁世凱固是梟雄，西太后又何嘗不是解人？

自當時言之，滿清覆滅、民國肇造之契機固在乎是；自後世觀之，迄今猶未結束的百年現代化之契機亦在乎是。然欲講清楚這個&ldo;契機&rdo;，不得不先對科舉制度的沿革及其在傳統政治中的作用稍作介紹。

程序正義

通俗地說，科，指考試科目的科；舉，是舉用人才的舉；科舉制度，則是通過考試選拔人才的制度。科舉制度的起源和發展，有廣義、狹義二種說法。狹義的科舉，謂自隋代設進士科，歷經唐、宋之修正，迄於明、清而完備的考試制度。廣義的科舉，則謂東漢（章帝、獻帝）時已經出現科舉的萌芽，爾後經歷了魏、晉九品中正制的&ldo;插曲&rdo;，因積弊太深，乃在隋、唐時以詩、文進行考試，方形成科舉制度（呂思勉《中國制度史》第569-72頁）。

中國最後一個&ldo;探花&rdo;‐‐光緒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殿試一甲第三名‐‐商衍鎏，曾對科舉制度作扼要總結：&ldo;自漢至隋，輕於文字而重於選舉。自隋、唐至宋，重在考試而不核行能。自宋神宗後，專以進士為貴，降至於明、清，守之而勿失&rdo;（《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序例》）。由此可知，中國二千年來選拔人才有一個趨勢，最初，注重候選者的品行、聲譽（漢代舉孝廉，分四科，以&ldo;德行志節&rdo;居首），衍變至末期，則一篇短文定終身（清代，八股文限定字數為七百）。若自理想主義層面評論這個趨勢，必曰每況愈下；然自現實主義層面檢討，則不妨說，科舉制度的嬗變體現了歷史的進步。

以品行、聲譽作為選拔人才的標準，立法之意固然不錯，無奈，執行起來實在無法客觀。孔子在家鄉，也不過是鄰居眼裡的&ldo;東家邱&rdo;，他若碰上郡國選舉，能否被推舉，委實難知；魏、晉時實行九品中正制，自下而上，層層推舉，選出來的都是什麼人呢？都是所謂&ldo;王、謝&rdo;世家的子弟，出身於寒門庶族者，無與焉。今人都知道，起點公平確難實現，惟可寄託者，在於程序正義。漢代的郡國選舉，魏、晉的九品中正，雖都強調自下而上的選拔，相信&ldo;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rdo;，但是，卻未考慮到&ldo;群眾&rdo;最易受俗論的蒙蔽，最易被強權所壓制，由&ldo;群眾&rdo;來&ldo;為國掄才&rdo;，滯礙最甚，掣肘最多，實在不具程序正義。反之，自上而下的統一考試，不分富貴貧賤，惟成績是尚，卻能最有效的保持程序正義。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詔曰：&ldo;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rdo;；這句話，準確把握了時代精神，亦可視作程序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