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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诸蒙古王势力、减免赋税、新编律令，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同时，他还发兵平叛西北，与笃哇、察八儿等西北诸王达成和解，持续数十年的西北战乱得以平息。

公元1299年，元成宗派遣中国高僧一山一宁赴日宣谕，但日本却将这位高僧扣留下来大加崇信并封其为国师，对元朝的和解意愿不作答复。结果元成宗这种颇费心机的行为，只是在中日文化交流上留下了积极的一笔。

在元朝的整个“后东征”时代，元日关系有着鲜明的“政冷经热”特点。

在商业方面，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元朝，其对外政策与前朝南宋是有相似之处的，即都实施开放型的贸易政策，这一点为中日贸易得以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尽管元朝两次东征日本都没有达到既定目的，但元朝皇帝为了表明自己与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帝王们一样，对周围各国有着有形或无形的支配权力，还是积极地吸引日本来华贸易，甚至为了劝诱日本来朝，对待日商甚为宽大。

公元1292年，日本商船来到中国要求贸易，地方官得知日本船上配有武器，恐有不测，但慎重起见还是上报大都，元世祖忽必烈一方面命令元将防卫，一面仍准许日船正常贸易。

后来，由于日商中确实存在挑衅生事者，因此元朝要求日商随船携带武器必须上缴市舶司，待返程时再归还。由于获利甚丰，日本的商船依然非常积极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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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战争给幕府埋下危机种子（1）

忽必烈东征，除了给日本带来一股让其沉醉六七百年的“神风”，对当时的日本政局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

虽然镰仓幕府主导下的日本武士取得了所谓的抗战胜利，但镰仓幕府本身却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一方面，幕府无法按照传统“恩赏”有功武士。按照武家传统，御家人的“本分”在于一心“奉公”，而幕府则要公平“恩赏”，恩赏物资不外乎土地和人口。哪怕是国内战争，由于政敌被打倒，其庄园也会被胜利者没收，比如“承久之乱”之后，北条泰时通过流放公卿，将他们手中的土地赏赐给作战有功的御家人。

“文永”、“弘安”两场战争，确是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防御战，没有土地来源。由于御家人与幕府的紧密关系，暂时可以通过政治荣誉等方式予以表彰，但是被动员起来的诸多地方势力却不可能满足于这种虚文。再者，御家人之下还有他的利益圈子和仆从，御家人就只好侵占大量公地来“恩赏”自己的部下，而那些被侵占的公地不可能得到幕府的承认，被称为独立于幕府体系之外的新型利益体，这导致幕府对全国大小土地的控制力逐渐下降。在政治上则表现为统驭力的被削弱。

北条氏加强控制的措施，又加剧了各级武士的不满。对幕府不满的下层武士和庄民联合起来组成“恶党”，反抗幕府统治。有些御家人甚至还会与非御家人联合，表现出地方势力坐大的倾向。

“恶党”的存在，给幕府以极大威胁。从文永、弘安时期开始，镰仓幕府就曾多次发出过“恶党*令”。

另一方面，对抗元军来袭的两场战争耗尽了幕府的财物储备，幕府不但无力奖赏有功御家人，甚至连御家人所耗费的巨额粮饷都无法提供，因而御家人只能层层爽约，大批中下级武士因此破产。但与此同时，又有一大批商业百姓、实力派庄园主在战争中膨胀、获益，他们大量借债给御家人以及各级贫困武士，从而成为独立于幕府经济系统之外的另一股力量。

领导日本成功抵抗元军的北条时宗于公元1284年去世，时年仅三十四岁。北条时宗戴着一顶“明主”的桂冠离去，却给后继者留下一堆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很快，日本于公元1285年11月发生了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