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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下面有一颗痣。从集体中认出单一一个人，是个神秘的过程，但发生不止一次。在每天经过围墙边的许多行人中，孔雀的母亲开始注意到，有一个人会重复地出现。那是一个女子，穿着洋装，打着洋伞。眉眼很细。孔雀的母亲发现她经常站在路的另一边，往拿枪的人那边望。

乔治·史坦纳认为语言的巴别塔乃是一种祝福，而非诅咒。在环境与经验的区隔分化下，每个人养成不同的语汇与表意方式，语言诉说的不是一个世界，而是许多的世界。“一种语言向所遇到的总体大海抛洒它特别的网，并且用这张网，它拉回财富、深刻洞察力，或是不这么做就无法实现的生命形式。”

有种孔雀的母亲不明了的东西，不能传达的东西，在灰色的围墙边，隔着一条窄街，无声地被诉说着。那诉说甚至没有用上语言，因此更具歧义性，更充满误读的命运。这些她不会懂得。她只是像学认字一样，认得了那两个人。

城市*后，孔雀的外祖父带着家人搬回了乡下老家。孔雀的母亲第一天去上乡下的小学时，班上同学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台北来的小孩。不过下课时间，她姐姐用裙子的剩布料给她缝的一套小巧沙包，转移了大家的注意。一个比她高出一个头的女孩决定，她可以和她们一起玩。

当孔雀的母亲成为母亲之后，她变得不再那么好奇，也不再容易被吓唬。认得一个人的脸早就是寻常的事，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有一天，孔雀做了她母亲的梦。

梦里是母亲小时候曾经目睹，却彻底从意识里抹去的一件事。在随家人搬回乡下前不久，她第一次看见死人。

两具尸体，并排在圳沟的岸边，草席下露出的手臂和小腿发白。虽然没有根据，但她恍惚将尸体和那个拿枪的人、与打洋伞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我只是猜而已。”梦里孔雀的母亲对孔雀说。“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一男一女。”

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我甚至……不确定是不是看到了尸体。”

在梦中孔雀点点头，动手将堤岸上的两人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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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薄（1）

文/周嘉宁

这年夏天，我重新住回了自己的家。

八年以后我的房间几乎原封不动，墙壁因为始终没有被允许贴东西，终于保持了灰蒙蒙的洁白，十几岁的时候我还对这个规定做过一些反抗，但这次回来，我突然变得妥协。本来一直订在墙上的照片与剪报自从被收进了盒子里就再也没有拿出来，各种摆设，零碎，也都用封箱带封在箱子里，而箱子们则被妈妈置于废弃的阳台上，她几次问我，是否需要打开整理，我都说等等。床单是牡丹花图案的，睡衣是从超市里买来的背心裙，家具好像突然间都旧了一圈，电脑桌的抽屉已经拉不出来，只有窗帘像是我的东西，脏粉色，一拉到底。我唯一添置的东西是遮光布，装上后，妈妈说气味太大，怕中毒，第二天趁我外出时撤了下来，我便也懒得再提起这事情。在透进来的太阳光里睡过几次以后，我竟然也就习惯了，原来事情已经不再如我想象中那么糟糕了。

我没有跟妈妈说，这一遭与男朋友分手的事，不过当时我搬出去住，也并没有跟她明确地说我是与谁住在了一起，她也不问，这些事情在我们家一直都是心照不宣。我说想回家住一段时间，她就说好，反正房间一直都是收拾着的。我也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回来，只搬回些我以为很重要的东西，而这些重要的东西，其实也一直没有被再次打开。

在家里住的第一天，中午起床，房间里面安静到发亮，我没有穿衣服，赤脚走到厨房里面，看到煤气灶上放着一只盛好清水的锅子，旁边是一只大碗，里面已经放好酱油和芝麻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