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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癌症患者组织的抗癌协会。由于他的人格魅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很快就赢得了其他会员的尊敬。他私下对人说,跟协会会员的感情,比对单位同事的感情要真诚一些。也就是说,在对抗疾病的道路上,他找到了更多的来自人际间的支持和温暖。这种状况,比他没生病的时候还好一些。
5、负罪与宽恕
疾病的到来,改变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的性质。以前,大家都能轻松地、和睦地相处,而现在,每一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些事。K先生是家庭精神的和经济的支柱,他知道,他的倒下会给其他两个人带来什么。妻子没了伴侣,还没结婚的女儿失去了她生命中最强大的保护者。K先生的内心充满了内疚感和负罪感。他恨自己不该染上抽烟的恶习,不该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不该在女儿小的时候给她太多的学习压力,等等。
妻子也处于深深的自责中。怪自己对丈夫照顾不周,有时候对他有些求全责备,等等。女儿的自责更甚,想着将来报答父爱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些情感,在一次家庭治疗中得到了宣泄。三个人在知道了彼此对对方的负罪感后,都互相安慰,在宽恕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宽恕。
6、负担与解除负担
疾病是多重的负担,身体的、心理的和经济的。身体的负担,有医生去管;心理的负担,也可以借助心理治疗师的帮助;而经济的负担,就只有自己承受了。前面已经说到,妻子和女儿都对K先生有内疚感,她们对抗内疚感的方式之一,就是尽可能在生活上让他过得更好一点。这样做直接的后果就是,支出直线上升。吃、喝、娱乐再加上一些偏方的治疗,每个月的开支是K先生生病之前的三倍多。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且会加重K先生的内疚。一个例子是,虽然K先生认为没有必要经常吃乌龟、甲鱼等太贵的东西,多吃普通的鱼肉和禽蛋一样有营养,但妻子和女儿却不同意。
心理治疗师分析了这种情况,也支持了K先生的营养观点,局面就有了大的改善。随着收支的基本持衡,压在三个人身上的经济负担变得小多了。
7、被动与主动
最开始的时候,到医院做检查、或者找心理治疗师,K先生都是被妻子和女儿拖着去的。稍后,在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之后,就更加被动了。他说:反正治不好,瞎折腾干嘛?再后来,特别是跟心理治疗师谈了两次话之后,他就变得主动了。
首先是治疗肺部疾病上的主动。在询问了一些专家之后,在妻子和女儿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就坚决要求手术治疗。其次是术后的化疗,尽管很痛苦,他也坚持了下来。最后,本身就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他,本来是不相信心理治疗会对他的癌症产生什么作用的,但他后来却变得非常渴望每次的心理治疗。他说,手术和化疗,那是医生操心的事,我使不上什么劲儿,但我却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心态,来对付疾病,现在流行说心态决定一切,我要用好的心态,让自己多活几年,或者说,我既然活着的时间不多了,为什么不心情愉快地活着呢?如果快乐也只能活一个月,悲伤也只能活一个月,那我当然选择快乐。
在这一点上,K先生说得不完全对。现代医学证明,快乐可以增加机体的免疫力,所以如果癌症使你只能再活一个月,那当你快乐地活着的时候,也许你能够活一个月零一天或者更久。
8、害怕与勇气
死亡的恐惧,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恐惧。即使没有患威胁生命的疾病,每个人都还是生活在“迟早会死”这一最大的恐惧中。疾病只不过把这种恐惧直接展示在了我们面前,使我们不得不此时此刻就面对生命即将消失的事实。
K先生第一次听到“肺癌”二字,立即就联想到了死亡。然后,与死亡相关的所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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