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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换种说法，要么调整一下语序，写成了一篇600字的稿子（原稿500字左右），内容跟原稿差不多，唯一新鲜的东西就是水利部门确定了开工的日期。�

稿子第二天就发出来了。过了三四天，总编辑秘书转给部门主任沈一封信，沈看了一言不发递给我。我拿来一看就开始冒冷汗，写那篇稿子的南方某报记者把我的稿子和他的稿子都寄了过来，重复的地方都划了线，随信寄来的还有他的采访笔记复印件和淮河水利部门提供的资料复印件。总编辑批示：“望查实此事，如果属实要严惩。”�

沈说：“把你的采访笔记给我看看。”我拿出采访本，那天的电话采访记得还算详细，文章中的要点也基本上都在，对方信里的材料复印件内容和那份传真内容也完全一样———这时候才发现，其实根据这些东西，我完全也能写出一篇稿子来，可是，为什么自己就没写呢？�现在想想，那种行为不是抄袭是什么？虽然文字比原文好些，可是骨头架子是别人的，思想精髓也是别人的，属于我自己的不过是那多出来的100个字而已！但是我那时候脸嫩，死活不承认自己抄袭，觉得那样无耻的字眼怎么能跟我扯上关系呢。先前很长一段时间的飘飘然顿时烟消云散，心情如坠山崖，甚至担心因此影响毕业的事情。一向睡得塌实的我，那个晚上居然梦见无数咄咄逼人的眼睛。�

沈其实很明白，但是她顾及了我的面子，没有再提这事。后来她跟总编解释这事时，只说我的稿子和那人的稿子实际上出自同一份资料，采访的也是同一个部门，只是发稿的时间有区别而已———这当然是在替我说好话。总编听了，说一定要跟那位同行解释清楚。�

跟原作者解释可没那么容易了，那人是南方某报的主任记者，资历深厚———沈给他打电话时没有再回避，而是非常诚恳地向对方道歉，这让在一边听着的我汗流浃背，这些话明明该我自己去说的。�

我原来以为那人如此郑重其事地兴师问罪，此刻还不臭骂我一顿，没想到那人听了沈的道歉后很平静地问道：“这是个年轻记者吧？”�沈说：“是个实习记者，很年轻，还没从学校毕业。”那人说：“要是这样你就告诉他以后不要这么做就行了，年轻人谁不会犯点错误啊？他先要学会做人，做文章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至于别的惩罚就没有必要了。”�

我没有翅膀（2）

沈原封不动地把那人的话转告我，我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然后就是脸有些发烫，由里到外一波跟着一波翻滚起来。最后沈拿着那人的信问：“这个怎么办，是你拿去还是留在我这里？”我想了想：“留给我吧。”�

从那天开始，蔓延在身体里的虚荣和自喜都没有了，被那人一句“先要学会做人”给荡涤得一丝不留；从那天开始到现在的六年时间里，我在北青报发的700多篇文章、上百万字，都是靠着采访记录再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无论长短无论好坏，都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放那个抄袭我文章的人一马的原因，因为两年多前有个人放过我一马，同时还教了我抵御浮躁和投机的最重要的一课：做人。�

所以今天我才说，如果那人是个年轻记者，我只会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以后不要再这么做了；不过这次抄我稿子的是个颇有名气的老记者，我不敢奢求自己这样一个愣头青式的一相情愿的想法能够教导一个老江湖保持操守，尽管我用2000块钱做了砝码，那人也许会更心疼那20张钞票，但是这仍然是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不管他还有没有胆量翻动让他汗流浃背的那几个瞬间，就像在我办公桌抽屉的最底层，压着的那封多年前老记者来的信，尽管我经常闭眼不看，但是在我心里它却时刻醒着。�

有时候想想，当某些名利的东西在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