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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黑。他给我开了普通的退烧药，要我贴上芥末膏，挺麻利地把一张五卢布钞票塞进他那翻袖口里，而同时干咳了一声，瞧了瞧旁边，本来想要立即打道回府，不知怎的，跟我聊了起来，于是留了下来。我受着高烧的折磨；我料想夜里会睡不着，巴不得有个人同我侃侃大山。茶端上来了。我的医生便打开了话匣子。他这个人不笨，口齿伶俐，说话颇有风趣。世上有些事好奇怪：你同有的人相处很久，关系也挺融洽，可是你从来不向他披肝沥胆，倾吐心曲；而跟有的人剐刚结识，便视为知己，彼此把心里的全部隐私像忏悔似的全掏给对方。我不清楚我是凭什么博得了我这位新朋友的信任，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便把一件相当动人的事，如常言说的，“拿来”说给我听了。现在我就把他所讲的事说给我知音的读者听听。我尽量用那位大夫的原话来叙述。

“您知不知道，”他开始说了，嗓音显得乏力而发颤（这是因为抽了纯别列佐夫烟草的缘故），“您知不知道本地的法官帕韦尔。卢基奇．梅洛夫？……不知道吧……那没关系。（他咳几下清清嗓子，擦擦眼睛）。您看，怎么说好呢，就照实对您说吧，事情是发生在大斋期里，那正是冰雪消融的时节。我坐在他——我们的法官——家里，在玩普列费兰斯纸牌。我们这位法官是个好人，对玩这种牌很着迷。突然（我的大夫常常用‘突然’这个词）有人对我说：“有人找您。”我说：‘有什么事？’

那人说：“他带来一张条子，也许是病家写的。”

我说：‘把条子拿来。’果然是一个病家写的……那是好事——您明白，这就是我们的饭碗嘛……是这么一回事：那条子是一位守寡的女地主写给我的；她说，‘我女儿病危，看上帝的面上，劳您驾来一趟，我派马车接您。’嗯，这倒没有什么……可是她家离城有二十俄里地，当时已是深更半夜，而且道路又是那么糟！再说啦，她那家又穷，很难指望出两个银卢布以上的诊费，就连这点钱还未必有，没准只给些粗麻布或者旁的一点儿什么。可是您明白，职责重于一切嘛，人家快要丧命了。我突然把纸牌交给那位每场必到的牌友卡利奥宾，就赶回家去。一瞧，一辆小马车已停在台阶前；那几匹马是农家的马——是些大肚子马，肚子特别大，身上的毛简直像毡子一样，那车夫为了表示崇敬，脱了帽坐在那里。我心想，一看就知道，老兄，你的主人不是家财万贯的主呀……您笑了，对您直说吧，我们这些穷哥们，凡是都要掂量掂量……要是车夫像个公爵似的坐着，不脱帽子，还从胡子底下冒出几声冷笑．一边摇晃着鞭子——我敢说准能拿到双倍的诊金！而这一回，我知道不会有那样的运气。不过，我心想，没法子，还是救人要紧嘛。我带上一些最必需的药品，就动身了。您信吗，我费了老劲才勉强到达的。道路糟透了：又是小河，又是雪，又是烂泥，又是水坑，突然有一处堤坝还决了口——多糟糕呀！可我还是到了。病家的房子很小，房顶是麦秸铺的。窗子里亮着灯，想必是在等我。一个恭恭敬敬的老太太戴着便帽出来迎接我。她说，‘救救命吧，她快不行了。’我说，‘请别着急……病人在哪儿呢？“请到这边来。”

我一看，是一个干千净净的小房间，角落里亮着一盏神灯，床上躺着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子，处于昏迷状态。她体温很高，呼吸困难——患的是热病。房间里还另有两位女子，是她的姐妹，她们甚是惊恐，眼泪产汪的。她们说：‘昨天她还好好的，吃东西也有胃口；今天一早便说头痛，到晚上就这样了。’我再次说：‘请别着急。’您知道，这是医生必须说的话，接着我便开始给病人诊治。我给她放了血，吩咐给她抹上芥末膏，开了药。这时候我瞧了瞧她，瞧着瞧着——我的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标致的脸蛋……简直可说是个绝色美妞！我的怜惜之一哥便油然而生。那容貌